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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晓战略好唯有近利忘不了 　　每当人们谈起中国古代著名战略的时候，常常引用的一个脍炙人口的例子就是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李密给杨玄感进的三策。当时正值隋炀帝发动了第二次征讨高丽之役，在后方督运粮草的重臣、前丞相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乘隋炀帝大军在外徒劳无功、国内动荡不安民怨沸腾之机起兵反隋。作为杨玄感的谋士，李密给他出了三个战略：北据幽州，断炀帝后路，“高丽抗其前，我乘其后，不旬月赍粮竭，举麾召之，众可尽取，然后传檄而南，天下定矣”，为上策；西入长安，“据函、崤，东制诸夏，是隋亡襟带，我势万全”，为中策；就近攻东都洛阳，顿兵坚城下，隋军“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为下策。 　　这一战略分析之所以如此著名，就是因为它以极高的准确性预见到了隋末农民战争的战略走向，三个在这一时期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都或从正面、或从反面印证了这一战略分析的正确性。特别是其中对中策（先入关中）和下策（攻打洛阳）的比较分析更是极具远见的神来之笔（上策则属于特殊历史时刻的产物，时过境迁之后不具推广意义）。 　　与读者料想的一样，第一个从反面验证这一战略分析的就是杨玄感（否则他不就当皇帝了吗？哪还有别人来验证呢）。他在李密的三策中偏偏就选中了下策，理由是“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然而，形势发展与李密所预言的几乎一模一样。杨玄感起兵虽然声势很大，起初也打了不少胜仗，但一时半会儿之间终究奈何不得洛阳坚城。很快隋军主力调头南下，会同各地隋军支援洛阳。杨玄感前有坚城、后有敌军、又无根据地可用，几乎是转瞬之间就陷入了绝境。这时他再想起来要西取关中也已经晚了，在西进的路上杨玄感又因为贪图弘农宫积粟，攻城3日未克，被追兵赶上，只落得个兵败自尽的结局。 　　有反面典型就有正面榜样，最充分地显示了李密关中战略正确性的人就是唐高祖李渊。这位大业十三年（617）才起兵反隋的后来者起初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与已经率领瓦岗军屡败隋军、威震天下的李密相比，他俨然不过是个小萝卜头。在起兵后给李密的信中，李渊一口一个“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冀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自己只要“复封于唐，斯足荣矣”，装孙子装了个十足。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物，趁着李密和天下群雄在洛阳一带打得头破血流之机，坚决贯彻了李密的关中战略。李渊起兵后不久就亲率主力离开根据地太原，长途奔袭，直取关中，仅用4个月时间就拿下了长安。3年之后，当李唐政权稳定了关中根据地，开始移师东向的时候，关东群雄已经死的死、残的残。李世民在虎牢一战击破窦建德之后，天下大势就已经基本确定，只剩下一点收拾残局的工作了。 　　正面反面例子都说过了，那么李密自己又如何呢？遗憾得很，他就是我们要提到的第二个反面教材。 　　杨玄感兵败之后，李密四处流亡奔波了几年，终于在大业十二年（616）投入了瓦岗军。一入瓦岗，李密如同蛟龙入海，立刻将其雄才大略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先败张须陀、再破刘长恭、收降裴仁基，又拿下了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等隋朝主要粮仓并开仓放粮，一时间“老弱负襁，道路不绝”，很快就“属至数十万”。不过一年时间，瓦岗军就一跃成为全国最强大的反隋力量，李密也取代瓦岗军初创时的首领翟让，成为新的瓦岗之主。 　　就在这形势一片大好之际，李密却仿佛患上了失忆症，完全忘却了4年前他自己提出的关中战略，而是与当初的杨玄感一模一样围着洛阳打起转转来。与杨玄感一样，开始时李密也打了不少胜仗，王世充、宇文化及先后成为他的手下败将。然而，也同杨玄感一样，这些战术胜利都没能挽回李密在战略上的失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在缺乏牢固的根据地和后方支援的情况下，瓦岗军胜仗打得越多，自身实力损耗得就越严重，可洛阳坚城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及。与此同时洛阳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吸引着无数像杨玄感、李密一样的群雄前来逐鹿，于是瓦岗军的敌人也就越打越多。特别是与宇文化及之战，虽然瓦岗军最终击败了这只隋军最后的精锐，但瓦岗军也“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终于，强弩之末的瓦岗军在邙山被王世充以伏兵击败。由于没有根据地，曾经貌似无比强大的瓦岗军竟然就此土崩瓦解。李密也不得不去向他那位李渊族兄投降。然而，谁能放心使用像李密这样不得了的人物呢？最终李密在遭到李渊猜疑的情况下叛逃，并被唐军所截杀。一代豪杰就这样以自己的生命为自己当年所说的“引兵攻战（洛阳），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做出了最形象的注解。 　　那么李密究竟为什么不先入关中呢？他自己是解释过的。在瓦岗军攻下回洛仓、达到极盛的时候，李密的部将柴孝和就曾经劝李密直取关中。可李密却说“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但昏主尚在，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也就是说，李密是担心后方不稳，才放弃进关中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