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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探索与崛起 　　摘 要： 中国女性主义的产生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启迪和影响。西方女性主义开辟的话语系统，提出的讨论范畴，被直接用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主义的建构中。马克思主义女性观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进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女性主义发展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 中国女性主义 西方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性观 　　女性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欧美，指以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兴起了思想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女性主义思潮。它的产生，直接受到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女性观的启迪和影响。 　　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早在20世纪初就已传播到了中国。1902年，斯宾塞的《女权篇》被介绍到中国，这是中国近代翻译的第一本女性主义著作。1903年，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和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书》也被译介进来，还有柳亚子所作的《黎里不缠足会缘起》。孙雄在《论女学宜注重教育》一文中，描述了女学东来的盛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当时中国流传之广、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长期以来，旧式婚姻制度都是套在女性颈脖上的一条绳索，它不仅践踏了女性的人格和自由，而且牺牲了女性的幸福。西方的婚姻自主观是中国女性主义者拿来的第一件武器，并把它作为开展女性主义的起点。西方女性在婚姻自由制度下获得的人格尊重和个人幸福也为中国女性景仰。在此影响下，新文化运动深化了对婚姻自由的认识；《妇女杂志》还开展了“婚姻自由是什么”的专题讨论；一批宣传婚姻自由的文学作品被编成戏剧上演；一些接受新知识的女青年以实际行动向封建婚姻制度发起挑战。 　　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教育权，是女性解放的首要条件。争取女性教育权是西方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中提出的响亮口号。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奋争，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中，欧美各国女性相继取得了中小学男女同校、女子入大学的权利。在此时的中国，男女教育仍分开进行，且仅有极少数贵族女子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女子教育体制极不完备。在西方的激励下，女子教育权的问题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切关注。1919年5月，女青年邓春兰写信给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要求大学开女禁。此信被称为“女子要求入大学的第一声”，引起了一场关于大学开女禁的激烈辩论。1920年1月，蔡元培在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上发表演讲：“大学本来没有女禁，……要是招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当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从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巧妙地宣布了大学开女禁的决定。 　　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除了提出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外，还特别强调女性的独立人格，这是更高起点上的要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要求建立的新道德，是以承认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为前提的。人格的丧失就是“人”的丧失，女性从人类历史中被“删除”，成为男性之外的“第二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格缺失了。所以，重唤起女性的人格意识是女性主义的关键。 　　西方的产儿制限论也传到中国，美国的桑格夫人称之为“产儿制限”，即用科学的方法，使女性有选择做母亲的权利，从无限制地生儿育儿中摆脱出来。然而这一理论传到素有早婚习俗和多子多福观念的中国，遭到了多方攻击，桑格夫人来华，演讲了《产儿制限的什么与怎样》，由胡适担任翻译，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从此，“产儿制限”理论在中国兴起，从思想上动摇了女人纯粹是生育传种的生物体的观念，实践上也使女性有了选择生活方式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自由，为她们走向社会提供了精力和时间上的保障。 　　可见，西方女性主义提出的话语系统，开辟的理论领域，展开的实践运动，都被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主义者借鉴和吸取，并用来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因此可以说，西方的女性主义直接启迪了中国的女性主义，是中国女性主义产生的理论资源。 　　二、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发展 　　“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也随之传入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主义在前期主要受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而在后期则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为指导。除了直接汲取马克思主义女性观外，中国的先进分子更多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思考中国的女性问题。 　　恩格斯在考察女性问题时说：“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也就是说，两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平等只是表象，女性在物质上对男性的依附才是导致两性在社会关系上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如今要将女子解放，须先使他恢复物质上的自由，女子物质的自由的欲望，到达了最高点的时候，那精神的自由的欲望，自然而然地勃发起来。那时真正的自由，方可完全实现。这样的才可算做真正的女子解放”。 　　中国半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