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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汉籍研究中的古文书和古记录 提要：古文书和古记录是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原始形态的典籍或 “未形成”的典籍，它们是通常的域外汉文典籍的产生背景。本文对日本、韩国、 越南保存的古文书和古记录，以及日本、韩国的古文书学作了全面考察，重点讨 论了其中的外交文书和文学文书，阐述了它们对于中国学术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进步通常有两个标志：一是资料范围的扩大，二是研究手段的更新。近 年来兴起的域外汉籍研究之所以会发生较大影响，正是因为它在这两点上有效地 推动了中国学术。同样，域外汉籍研究事业自身的发展，也面临如何扩大资料范 围、更新研究手段的问题。这种情况是会不断发生的。比如，怎样看待常规典籍 之外的域外汉文书写？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一般来说，作为历史资料的古代汉文书写有三种存在方式：其一是古典籍， 其二是古文书，其三是古记录。在日本学者的看法中，古代遗存的文字史料即是 ① 分为古文书、古记录、古典籍三大类别的。 当然也可以作更细致的分类，例如 ② 除典籍之外分之为五：古文书、古记录、古日记、古账簿、古系图 ；或包括典籍 ③ 分之为六：编纂类、著述类、记录类、账簿类、誊录类、文书类 。但在实践中， 人们仍然习惯采用三分之法，亦即把日记归入古记录，把账簿归入古文书，而把 图册归入典籍图书。这样做的理由是便于从传播方式的角度把握事物：凡用于公 共事务，发生在授、受两者之间的单篇书写，属文书；凡无明确接受对象，为备 遗忘而作的单篇书写，属记录；凡经编纂而具有卷册形式的著述、文书、记录， 则属典籍。 事实上，在欧洲的古文书学（diplomatic ，diplomatique ，diplomatik ）中，早已 有相近的分类，即把史料分为记述史料、文书史料两类。记述史料具有明确的史 学意义，包括传记、编年代记、日记、实录，由常规图书馆收藏；文书史料则是 一度具有法律效用的历史文献，包括证书、契约、报告、账簿、诉讼记录、法令 集等，由各种档案馆收藏。前者是图书学研究的对象，后者则是古文书学研究的 ① 斋木一馬《古文书と古记录》，载《日本古文书学讲座•总论篇》，东京雄山阁出版会社， 1974 年6 月，页21。 ② 久米邦武《古文书の范围は甚だ広し》，载其所著《古文书学讲义》，东京早稻田大学 出版部，明治34 年（1901）十月。其内容又见《日本古文书学论集》第一辑《总论篇》， 东京吉川弘文馆，1986 年，页10。 ③ 崔承熙《韩国古文书研究》，汉城知识产业社，1989 年增补版，页24 。 1 对象。① 以上三种书写方式，时有交叉，但古文书和古记录却是并列存在的。这两者 有三个共同点：其一，它们都是古典籍之外的史料，代表了典籍未形成之时的状 态——是原始形态的典籍。其二，为追求表达上的准确性，减少岐义，古代汉文 化地区的文书和记录往往用汉字书写。特别是古文书，它的公文属性或法律属性， 使它一般都具有汉文文献的面目。其三，作为日常书写，它们在数量上大大超过 了古典籍，业已成为历史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正是这 三个特点，决定了它们的学术地位：对于域外汉籍研究来说，它们既是背景资料， 也是直接的研究对象，因而是不可忽视的文献。它们在形态上的特殊性，则对学 术思路和学术手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 为此，域外汉籍研究应当关注古文书和古记录：既关注其资源，也关注国外 学者的相应研究。 二、 日本的汉文古文书、古记录 日本古文书、古记录都有悠久的历史。据《日本书纪》记载，早在推古天皇 时期（公元592 年至628 年），日本人就向高丽僧侣学会了纸墨制作技术，以作公 文书写和典籍书写。现存最早的典籍抄本，是圣德太子写于公元615 年的《法华经 义疏》。日本公文和记录的最初制作大略与此同时。例如据《日本书纪》记载，公 元659 年有一部遣唐使日记《伊吉连博德书》，记录了当时的 “奉使吴唐之路”。② 而最著名的日本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