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晖临 农民工问题》.doc

刊于《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2011年第10期 收于胡舒立主编《中国2013关键问题》，线装书局2013年出版 “农民工问题”的制度根源及应对没有贫民窟，它制造了农民工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农民工问题”及其根源 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农民工引起中央政府、社会各界、新闻界高度关注的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 30年,但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引起中央及媒体的关注竟然是以“农民工问题”的形式。那么什么是“农民工问题”呢？一个最简单直观的表述就是农民工自身出了问题。2006年笔者到东莞去做调研，在东莞投资办厂很多年的老板抱怨：“现在的农民工出了很多问题。以前的农民工吃苦耐劳，好管理，现在的农民工情绪化，不好管理，经常跳槽。” 所谓“农民工问题”,还表现为一些农民工的个体行为累积而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比如说2010年发生的富士康的“连环跳”悲剧，还有最近几年经常报道的一些暴力事件。前者是自我毁灭，后者是伤害他人,这些都是个体行为，但累积起来就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我们讲农民工问题时经常关注到的。还有就是被一些科学研究所证实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一项针对春节返乡青年农民工的心理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各项心理健康因子上，阳性项目数和总和都高于全国成人常模。这项研究发现农民工心理健康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强迫，然后依次是人际关系敏感、偏执、抑郁、敌对等。这项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心理状况比一般人要差,这似乎也在支持去年富士康员工自杀跳楼时一些心理学家的分析。 所有这些问题,从现象上看似乎都成立,可能农民工确实不安现状频繁调槽,可能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确实比一般的成人要差，可能农民工暴力犯罪的比例确实略高, 可是如果我们要想得更深一点，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它的根源何在？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现象的层面上。我们需要做一个更深的挖掘。 农民工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它的根源何在？笔者认为，直观来讲，首先要从“农民工”这个词来进行分析。“农民工”这个词最早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20多年，并被当成非常自然而然的存在了，但认真一想就会发现这个词是多么奇怪和荒谬。被我们叫做农民工的人，不管是制造业工人，还是一些从事服务业的人员，甚至包括一些自雇就业的小商小贩，他们早已经不是农民了，他们主要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收入都来自于现有的职业，可我们仍然将他们称作农民工。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农民是他的身份，工人是他的职业，他进入城市完成职业上的转换之后，其农民身份仍被保留和维系，以至于他一直无法获得一个完整的工人的身份。很多人说农民工这个词不好，带有歧视的意味，建议改用“工人”或“新工人”等新词。我们在面对农民工这个词的时候虽然倍感刺痛，可是仍然坚持使用，因为农民工背后的实质性歧视不会因为言语上的简单改变而消失。所以，对于农民工本人来说，伤害主要不是来自农民工这个称呼，而是它背后的“制度设计”。 工业化催生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大潮，这不是中国的特色，世界范围内莫不如此，早期的英国、美国，后来的拉美、东亚四小龙都是这样。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个过程没有完成：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到城市，职业上发生了转换，可是他们没有获得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制度性安排，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他们成了“农民工”。这个过程中农民工被置于一个摆脱不了的困境中：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发生了空间上的分离，也就是说他们的劳动力被城市雇主使用，可是他们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即劳动力维持和更新)是和城市分离的，很大一部分要依赖农村。在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和工业化是高度分离的。农民工这一“制度设计”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资进入中国投资办厂，劳动力的需求大增，在这个情况下国家放松了户口管制，允许农民工进城打工。虽然放松了对劳动力流动的管制，却没有彻底地废除户籍制度。30年，到今天农民工已经进入第二代，却仍然看不到转化为城市工人的希望，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高度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 我们会问，农民工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既然这么不合理，这么荒谬，为什么会一直存在？仅仅是认识不到位吗？要回答这一回答，最简单的思路就是问：这样一个制度符合谁的利益？我们认为农民工的存在符合国家追求经济增长与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这两个方面的利益。过去30年里，依靠廉价劳动力持续不断的供应，中国经济维持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也以每年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往上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以最快的速度制造了最多的富豪，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我们经常说中国的城市没有贫民窟，咋一听有道理，可是我们有工厂宿舍，大量的农民工是在宿舍里面住的。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制造业不如商业服务业发达，农民工大多不住在工厂宿舍，而是住在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这些地方本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