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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人物自传 　　在中国文学史上，司马迁首开传记文学的先河，构建了成熟的传记体例，后世相沿成习，使这种文体日臻成熟蔚为大观。人物传记一般包括“史传”和“自传”两类，司马迁无疑是“史传”的开山鼻祖，那么第一个写“自传”的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人无疑是东晋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是以田园诗的创作标炳文学史的，但他的散文创作也是成就斐然，艺术上炉火纯青，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如《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而这篇《五柳先生传》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人物自传，它继承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又大胆创新，从而成为一篇别开生面的人物传记。 　　陶渊明假借“五柳先生”之名，记自己生平之实，这既是对史传笔法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史传笔法的突破和超越。正史中的传主，一般都有显赫的地位、传奇的经历、卓越的功勋，否则难入史家法眼，不会为其树碑立传。陶渊明以前（甚至以后）的古代作家囿于传统的清规戒律，很少有人写过自传。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在洋洋大观的传记文学中，《五柳先生传》显得特别突出，犹如凤毛麟角、弥足珍贵。 　　陶渊明运用曲笔开了文人写自传的先例，塑造了一个精神多元，性格多彩的“五柳先生”形象，手法别具一格。 　　首先，陶渊明把五柳先生塑造成了一个隐士。先生隐姓埋名，弃尘绝世，幸好门前有五棵柳树可以作为标识，“因以为号焉”。开篇几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大有深意，暗示了作者的情志和追求。作者四十一岁那年，在做了八十三天县令以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隐，矢志躬耕，在江南农村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为了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陶渊明以牺牲个人的前程为代价，与上流社会彻底决裂，虽自食其力，却内心宁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隐士生活的写真和注脚。陶渊明一生身处乱世，屡经磨难，最后选择隐居，试图纾解焦虑，以期忘却曾经铭心刻骨的千重忧伤和万般愁怨。这时的他内心变得非常恬淡宁静，彻底回归到了自然、自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这些优美的诗句，洗尽铅华，淳朴天然，隐逸之情，赤子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作者把五柳先生塑造成了一个文士的形象。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众所周知，“不求甚解”作为读书学习的一个经典之法而深入人心，一脉传承，千古不绝。把著文写作的目的定位为“自娱”和“示志”，与“不求甚解”如出一辙，千古风流、卓尔不群。无论读书还是作文，都是为了修身养性，因为他拒绝庸俗，排斥低级，特立独行自在情理之中。“读书岂当敲门砖，文章不为稻粮谋。”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颇示己志”中“志”的含义。志即思想情感、诗文主旨。陶渊明的诗文主旨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歌咏自然，二是保持自我，三是追求自由。他的代表作品《桃花源记》对以上三个方面各有涉猎，是一篇总结性的作品。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在于：诗人以生花妙笔开拓出了一方远离尘嚣、风景如画的精神栖息地——桃花源。这里没有追名逐利，没有尔虞我诈，这里人人平等，人们生活幸福安详。它以前无古人的方式标示出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显得唯美而充满想象，让一千多年来的人们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如果说陶诗陶文是高山群峰，那么，桃花源则是隐藏在高山群峰之中的人间仙境，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再次，作者把五柳先生塑造成了一个贤士形象。五柳先生嗜酒成性，视酒为第二生命，“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如逢“八仙”定当引为同道知己。常人喝酒时会处处小心，步步设防，唯恐喝醉，可是五柳先生却是“期在必醉”，与常人大异其趣，这才是为人的真性情，真本色。“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陶渊明在《挽歌》一诗中直抒胸臆：“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真是一醉解千愁，人世间所有的恩怨情仇、是非曲直此刻全都忘却，剩下的是一个内心宁静、无怨无嗔、与世无争的慈祥老人。诚然，陶诗之中我们看不到李白“大道晴如天，吾独不得出”式的愤世嫉俗，也看不到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式的无奈心酸。劳动之余，闲暇之际，饮酒赋诗与邻为伴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独特的人格特点，历史上的贤人虽然品德高尚，但大都高高在上，鄙视劳动和劳动者，而陶渊明诗文中表现出的对劳动者的深厚感情，让人惊异和感动，还有哪个贤人能与之相比肩？ 　　最后，作者把五柳先生塑造成了一个君子形象。君子的特质在于不计名利。孔子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这几句话很容易使人想到《论语》之中孔子盛赞弟子颜回的典故：“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苦，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我们可以说五柳先生或者说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