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传媒”思维确立电视艺术的稳定坐标.docVIP

以“大传媒”思维确立电视艺术的稳定坐标 　　电视艺术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综艺节目、纪录片、电视剧、新闻等独特的艺术形式来记录文化痕迹，传播文化精神，体现文化价值。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反映人类文化的完整性方面能够超越电视艺术。那是因为，广播电视首先作为一种典型的大众传播媒介，能够以最大的形象性、准确性反映文化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那些停留在库房中的一盘盘录像带、散布在网络上的海量音视频信息，都可纳入电视艺术的研究对象，向不同的文化和后世文化传递信息。电视记录文化，对文化进行选择、加工、概括，是对文化更集中、更概括的表现，因而成为所属文化的突出代表。 　　电视艺术通过描绘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情怀，展示人与社会、时代前行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体现作品的道德立场和文化立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展示人生或人性的暖意、发掘隐含在人物身上的真善美，不仅仅是生活本身力量的指引，也是艺术对于人生境界的提升，是艺术家对于社会运行的态度、立场和理想。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传统文化秩序遭遇危机、新文化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当下，应当积极推进的恰是制度创新和传统文化的转化。 　　而具有深厚传播学背景、同时对中国文化有着特殊情怀的于丹教授，则更加明晰电视艺术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她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出发，引申出电视艺术在整个传播学系统和艺术学系统中所应承担的使命。 　　一、传播视域中电视的功能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怎么看待电视的功能？ 　　于丹（以下简称于）：传媒的发展，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它不仅让人们接受着信息与观念，同时也让人的社会化进程完成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要将电视艺术放在一个特定的坐标系中加以观察，而要找到这个稳定的坐标，我愿意回到传播学的奠基人拉斯韦尔和施拉姆的一些经典理论中，这些兴起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典理论告诉我们：大众传媒的基本功能，第一是监测环境，就是要作为社会的预警系统而存在；第二是协理决策，它要成为社会决策的监督系统；第三是促进人的社会化进程；第四是商业化的电视产品；第五是娱乐功能。 　　记：这五个功能中，我们最熟悉的、与我们联系最紧密的恰恰体现在后两个功能。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是什么原因导致前三个功能的滞后？ 　　于：中国是用30多年的改革开放浓缩了西方100年的历史进程，所以我们有很多发展是跳跃式的，这其中就包括电视。我们看到，电视的商业化和娱乐化在改革开放中被急速推进。社会进步呈现出断层，需要相应的制度弥合。在雄心壮志的时代中，人人希望在传媒上有所作为，但是很少有人本乎理性地说，传媒有所不为的。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传媒教育，应该是在规则上考虑的多于规模，应该在有所不为上考虑的多于有所作为，因为我们的变化实在是太快。 　　所谓监测环境、协理决策这些以往认为几乎不可能的功能，今天被重新提及，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有机整合，推动着电视媒体从“大超市时代”向“精品专卖店时代”转型，客观上彰显了电视文化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化。 　　在大超市时代，电视是人们所使用的必需品，尽管产品供应量有保证，但是产品的对象化、细分化、精良性都谈不上。大多数电视节目收视率奇高，因为收视率是媒介产品匮乏时期的标准。但收视率不代表忠诚度，更不代表广告额，这个评价体系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很初级的阶段。所以，中国的电视从自发走到自觉，要在我们的观念体系和评价体系上有根本的变化。崔永元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人们往往会迷失在收视率这种虚高数字之中，而忽略了电视节目品质的走向，而这种品质走向，正是电视作为艺术的范畴里一种最为可贵的、最具稳定性的自觉元素。 　　二、艺术视域中电视的走向 　　记：电视作为媒体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其作为一种艺术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电视作品作为艺术现象来研究。但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您怎么看待电视作为艺术的文化自觉？ 　　于：我并不主张封闭地来谈电视艺术这个概念，而应该将之放在大传媒的理论中。所谓的“大传媒”是指前有广播的传统，中有电视的创新，后有新媒体时代的自觉，三者所构成的一个复合的传媒生态系统。 　　媒介在今天越来越深刻地尊重一个普通公民的两种权利：一是知情权，二是话语权。客观上导致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正在变成新闻的现场，每一个人也正在变成新闻的当事者；从“知道”到“评价”，到“舆论导向”，再到“意见领袖”，直到“社会思潮”，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只有在一个新媒体时代才可以出现。 　　所以，电视作为艺术的前提，首先应当包括在电视作为传媒的概念之中。我们谈到文化自觉，很多人总说中国文化走不出去，中国文化在国外真正结构性地被接受、被消化，是很差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吗？或者仅仅因为西方是拼音字，我们是方块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