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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时期冀州社会管窥 （《冀州历史文化论丛》p282-300，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内容摘要】：金代河北地区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口大量增加，但是《金史》对冀州户口数的记载有误，本文对金代户口数做了推测。元代冀州属真定路，金元战乱中真定路各州县人口损失较小，这与金元之际汉族世侯对当地社会经济的保护有关，元代冀州信都（今冀县）的严氏就是当地一家小世侯，本文对金元之际严氏家族事迹做了考述。元代中后期冀州信都，出现了两个显宦家庭，但史志对他们的记载语焉不详，本文结合元代文集中的资料对这两个家庭成员的事迹做了考述。 【关键词】 元代 冀州 社会 【作者简介】：默书民（1969——）：男，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元代史研究。 冀州在元代为真定路属州，辖五县，分别为信都、南宫、枣强、武邑、新河，其中信都为冀州依郭县。冀州信都县即今冀州市。现存史料中关于冀州地区金元时期的史实，记载简略。全面描述金元时期冀州信都的社会生活，几无可能。本文依据民国《冀县志》[1]中收录的几篇元代碑文为线索，结合正史和文集中的史料，对金元时期冀州信都社会生活的几个方面略作阐释。 一、金元时期的冀州户口 靖康之变，赵宋政权被迫南迁，女真族的金政权控制了中国北部。在金政权统治下，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尤其金世宗、金章宗在位期间，北方的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古代社会在生产力没有质的变化的前提下，一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社会经济繁荣和萧条的标志。 北宋末年，河北地区在经历了短暂的王朝更替的动荡后，社会渐趋安定，经济稳步发展。尤其是海陵王迁都燕京（后改称中都，今北京）后，河北更为金政权的畿辅。据赵秉文所作碑文记载，金朝名臣梁襄，在大定四年（1164，金世宗朝初期）的曾上疏中言：“是时，河南、陜西、徐海以南，屡经兵革，人稀地广，蒿莱满野，则物力少，税赋轻，此古所谓宽乡也；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则物力多，税赋重，此古所谓狭乡也”[2]。冀州地处河北中部，当属“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狭乡。 金代中期，河北地区的人口数量，较北宋时期有较大的增长。但是《金史·地理志》在分地区记载各地户口数时，冀州户数仅为3670户[3]。金代冀州属河北东路，辖有信都、南宫、衡水、武邑、枣强等五县三镇。冀州北邻深州，辖有五县一镇，有户56340；冀州东邻景州，辖有六县四镇，有户65828。冀州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深州、景州相似，所辖县数相近，但户数相差悬殊。对照深州、景州的户数记载，可知《金史·地理志》对于冀州户数的记载显然有误。 冀州户数的准确数据，今天已无从知晓，参照深、景二州情况，可以大体推测冀州的户数。深、景二州，共有11县5镇，平均每县有11106户[4]，与深、景二州相邻的冀州，每县平均户数也应与此相差不远，即金代冀州户数当在五万五千以上。《金史·地理志》所记户数，为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的统计数字，这个数字为金代人口的峰值，也是宋金元三代的人口峰值[5]。惜《金史·地理志》对冀州一地户数记载上的差误，今天我们只能推测金代冀州的人口数量。贞佑年间，冀州开始受到蒙古军队的洗劫，但在贞佑三年（1215）冀州复立官府时，尚能招集民户五万[6]，这也说明本文的推测较接近史实。 元代北方地区人口锐减。蒙古大军初入中原时的大肆杀戮；金宣宗贞佑迁都，黄河以北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各种军事政治力量间的连年混战；以及当时蒙古贵族缺乏管理农耕区的统治经验，一味搜刮，不知抚育生息等等原因，都会造成北方地区的人口大量减少。 自蒙古入侵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五十余年间，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受到沉重打击，州县户口数量急剧下降。忽必烈即位后，采用汉法，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但是经过忽必烈初期的经济恢复以后，北方各地户口数依然很低。《元史·地理志》记载了各路州的户口数量，这个户口数在河北地区应是至元七年（1270）的统计数字，即已经过十年的休养生息后的各地户口数量。据吴松弟研究，河北地区的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8.1户，要高于关中和山东地区。 至元七年，河北地区约有84.4万户，相当于金泰和七年（1207）户数的39%，泰和七年至至元七年的户数平均增长率为–14.8%。元代冀州属于真定路，真定路有户134986，口240670。元代真定路辖有九县和一个录事司，另外还有五州一府，即赵州、冀州、深州、晋州、蠡州和中山府，这些州、府辖有21县[7]。元代真定路户口减耗是相对较小的地区。那么此时期，冀州户口情况如何呢？ 元代冀州为真定路属州，没有单独的户口数记载。对于冀州的户口数量，我们只能从冀州及其所统各县的等级上做一些推测。《元史·百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