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元词理论建构.docVIP

论金元北宗词学的理论建构 O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Poetics in the Ci of Northern School in Jin Yuan Dynasty 赵维江 (暨南大学中文系，广东 广州510630) 摘 要关键词 引 言 一般认为，词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在元代建立起来的，这主要是根据由南宋入元的张炎（1248－1319）、沈义父 (约1237－1243年前后在世)、陆辅之(1275－1350?)等人的词学著述而得出的结论。此论无差，以张炎为代表的南宗词学批评与理论高举“复雅”旗帜，大力张扬清真、白石词风，最终促成了元代词风的转变。不过这种考察视角，事实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金、元北宗词派（包括宋词苏、辛派）在词学理论建构方面的贡献。 在元混一前的北方金朝，词的创作一直十分繁盛，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但其创作的主导倾向则不同于南宋。金词虽然与南宋词皆承北宋传统，但有别于南宋词以讲究格律和婉丽“本色”的周邦彦词为宗尚的普遍风气，接受和发展的是以苏轼词为代表的注重“言志”且风格豪放的“别体”。在北方特有的地理文化环境中，北宋词内部原本已有的北方文化质素被进一步强化、放大，因此有悖于传统的“东坡体”成为金人推尊效法的主要对象。就创作主流看，金词在审美特征、主题倾向、词体形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北方文学”特色。实际上，当时的中国词坛形成了分别以南宋词和金源词为主体的、体现着南、北不同地域文化精神的两大词派：南宗和北宗。至元朝混一，北宗词经过百年发展，已体格完备，成果丰硕，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词作者，如蔡松年（1107—1159）、党怀英(1134—1211)、赵秉文(1159～1232)、完颜璹（1172－1232）、元好问（1190-1257）等。辛弃疾词虽然作于南宋，但所体现的文化品质则是地道的北宗特色，实为北宗精神的南移。入元后，北宗词创作仍然雄势不减，白朴（1226－?）、王恽（1227－1304）、刘秉忠（1216－1274）等人的词作皆水平不俗。与南宗词一样，这时北宗词也进入了她的理论总结期。 北宗词学理论滥觞于苏轼“以诗为词”的观念，发展于宋金词坛对于东坡词和稼轩词的评论之中。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明确肯定东坡词“指出向上一路”。与此同时，胡寅在《酒边词序》中极力称赏东坡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的词史贡献。此外，汤衡在《张紫微雅词序》、曾慥《东坡词拾遗·跋》、陆游《老学庵笔记》等文献也都从不同侧面阐释了苏词的风格特征及意义。辛弃疾门生范开作《稼轩词序》指出稼轩与东坡的联系，同时强调稼轩“卷舒起灭，随所变态”的独特个性风貌，南宋后期刘克庄也曾为稼轩词作序，盛赞其“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气势。在北方金朝王若虚(公元1174一1243年）《滹南诗话》和刘祁(1203年－1259年)《归潜志》等著述中可以看出，金人对以苏、辛为代表的刚健豪放词风更是推崇备至。宋金词坛上主要围绕东坡词和稼轩词展开的这些讨论，集中地揭示了其词体富于阳刚之气的美学品性及“以诗为词”的特质，同时也涉及到诗词之辨和苏、辛词派等问题，并且有意识地将其与自《花间》以来的传统词风相区别。这些论述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苏、辛词所共同具有的北方文化品质，成为了北宗词学建构的基础。只是论者的视野多数是局限于两宋词坛，而未从南北共时的大词坛格局来着眼观察和思考。 金元之际及此后的论词者，较之前人无疑有了全方位地通观南北词创作的条件。但是张炎等南宗词论家对于北方金源及混一前蒙元词坛仍缺少必要的关注和了解。在这方面，北宗词人对于北方词及宋词苏、辛派的评论就显得十分可贵了。不过，与南宗派相比，北宗派理论探讨的力度显然不够，没有出现《词源》这样研究专著。虽然如此，他们的理论意识还是明确的，在大量的词集序跋和有关文献中，仍可看到他们对词学基本问题的主张和阐释，如元好问、王博文（1223－1288）、王恽、赵文（12391318 唐人《花间集》，不过香奁组织之辞。词家争慕效之，粉泽相高，不知其靡，谓乐府体固然也。一见铁心石肠之士，哗然非笑以为是不足涉吾地。其习而为者，亦必毁刚毁直，然后宛转合宫商，妩媚中绳尺。乐府反为情性害矣。 赵文的看法更为激越，其《吴山房乐府序》云： 观欧晏词，知是庆历嘉佑间人语；观周美成词，其为宣和靖康也无疑矣。声音之为世道邪，世道之为声音邪，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矣。悲夫，美成号知音律者，宣和之为靖康也，美成其知之乎？……渡江后康伯可未离宣和间一种风气，君子以是知宋之不能复中原也。近世辛?安跌荡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而江南言词者宗美成，中州言词者宗元遗山。词之优劣未暇论，而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可感已。《玉树后庭花》盛陈亡，《花间》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