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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外听力策略实证研究的综述性研究 　　摘 要：二外听力策略，是学习者用来提高他们二外听力理解能力的独特方法或技巧，其定义和分类主要基于语言学习策略的定义和分类之上。学习者通常能意识到他们在使用策略，并且当被问时，也能解释出他们在运用什么策略来提高其理解能力。语言学习策略研究者在听力理解策略的分类上也起到极大推动作用。现行的研究，大多把Vandergrift分类法视作基本框架，包括三大类：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社会情感策略。 　　关键词：二外听力；策略；实证研究 　　一、二外听力策略的定义和分类 　　过去四十年见证了二外听力策略的飞速发展。听力策略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语言学习策略，随后由于认知心理学的发展逐渐壮大，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达顶峰。 　　二外听力策略，通常被视作二外听力理解任务中运用的语言学习策略 （Rubin，1994）。其定义和分类主要基于语言学习策略的定义和分类之上。Ellis （1999b）在语言学习策略特征的基础上，对听力策略定义为学习者用来努力提高他们二外听力理解能力的独特方法或技巧。也就是说，当学习者面临一些如怎样理解听力材料问题时，他们会运用听力理解策略。学习者通常能意识到他们在使用策略，并且当被问时，也能解释出他们在运用什么策略来提高其理解能力（Ellis，2000）。语言学习策略研究者在听力理解策略的分类上，也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在此领域中，研究者们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现行的研究大多把Vandergrift（1997）分类法视作问卷的基本框架。包括以下三个大类：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社会情感策略。 　　二、关于听力理解策略的实证研究 　　（1）关于听力策略使用与听力水平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到现在为止，中国在这个领域已开展了多个研究。王初明、齐鲁霞（1992）针对两个学生做了一次个案研究：其中一个学生被认为是高水平学习者，而另一个则为低水平。两个研究者总结到：在听力中所使用的策略并不能直接产生听力理解中更好的表现。同时，他们还认为听力理解的表现与听力水平的关系只是存在一种可能的相关性。 　　另一个中国研究者，王宇（2002），不太认同上面的观点。他采用量性方法调查了苏州大学178个非英语专业学生所使用的听力策略。虽然他也发现高低水平听者使用的策略确实存在诸多差异，但他仍然认为听力策略对于听力结果能起到积极的影响，只是此影响限于一定范围之内。 　　在蒋祖康（1994）的研究中，来自于外国语大学和非外国语大学的348名英语专业学生被随机挑选出来以深入探讨七种听力策略与六种听力技巧之间的关系。调查中使用的工具包括听力理解测试卷和听力策略问卷。研究结果显示：①七种学习策略不能预测相应的听力水平；②然而，七种策略中，功能实践策略、听力练习策略和阅读策略一起可导致听力结果中22%的差异。 　　然而，周启加（2000）却在其研究中得到一个积极的结果。他对16个英语专业的学生进行研究以期弄清听力策略如何影响听力理解，并且弄清成功的听者在听力中运用了何种听力策略。通过使用文秋芳的问卷模板，他发现使用听力策略对听力表现有明显的影响，并且，高水平听者更善于使用自我监控策略、语言能力相关训练策略和听力技能。 　　西方的研究者也高度重视听力策略和听力表现之间的关系。Bacon（1992a，1992b）通过调查大学生学习西班牙语时使用的听力策略发现，听力的成功似乎与不同策略的使用及变换使用策略的灵活性有关。Oxford（1995）似乎认同这一结果，她发现“语言表现更好的学生一般都使用了更高水平的整体策略，并频繁地使用更多的策略类别”。然而，其他一些如AbrahamVann（1990）、Ellis（1992）这些研究者，却表达了不同观点。Ellis（1992）采用三种不同的标准考试卷（托福考试卷、高考卷和GPA卷），旨在发现分数和听力表现有无直接联系。研究表明，结果是否定的。 　　由于研究中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研究者们对学生听力策略的使用持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这使得我们更有必要在这一领域中继续研究，以确定听力策略与听力水平之间是否存在以及存在怎样的相关性。 　　（2）关于高低水平学生听力策略使用的实证研究。关于不同水平听力者的调查，一直以来都是听力策略研究者的焦点。最早研究高低水平学生听力策略的研究者是Murphy（1985）。他先通过听力考试分数来判断学生听力水平，再使用有声思维的方式得出结论，他发现高水平听者思维更开放和灵活，并会使用更多且大量不同类别的策略。相反，低水平听者更多地关注听力文本本身，或自身已知的信息，而且阐述文本信息往往过慢。在此研究中，研究者并没区分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 　　一些研究者，如Chamot、Barnhardt、El-Diary等，还曾以高中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