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正万《银鱼来》评介.docVIP

冉正万《银鱼来》评介 　　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虽然表面上一派旺相，但真正经得起读者和时间检验的作品并不太多，说得更直白一些，去掉书商和名人那些冠冕堂皇的广告词之后还能吸引人读第二遍乃至第三遍的就很少。当此之际，贵州青年作家冉正万不声不响推出的长篇《银鱼来》可谓是一个不小的奇迹，它朴实无华而又绵密悠长的叙述风格犹如贵州出产的好酒，其弥漫的芬芳与内在的劲道让人忍不住一而再、再而三地捧读之、回味之。小说讲述的是黔北偏僻乡村“四牙坝”的百年变迁史，以孙国帮和范若昌这两个既友且仇的主要人物的经历为线索，既囊括了国民党的剿共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二十世纪风云变幻的一系列大事件，也从微观上展现了生活在这个自然村落里芸芸众生的生活起居、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秉性心理乃至公鸡、水牛、蛇、晚霞等动植物生态。当作者以扎实的物质化细节与传神的心理化细节引领读者褪掉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与历史规律的后知后觉之后，原生态的历史呈现出的真实面目竟然如此陌生又如此迷茫，犹如黑暗中的长长隧道，各人只能凭借自己人性深处的善或恶才能硬着头皮穿越这幽昧的人生之旅与历史之旅。作者说：“我想用这部长篇表达我对祖辈、父辈的想象，和我对生活的理解。……我想用银鱼的灵性来表达我对生命与生活的感受：不管黑暗有多黑，银鱼都能看清楚看明白。只要有清水，它就在，就能知晓暗处的一切。”有灵性的银鱼不仅映照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亲疏，也蕴涵着作者在价值领域对于人性之善的守望和对于生命的敬畏。 　　小说从1935年这个有些特殊的年份写起。虽然“四牙坝”与儒家文化的中心“白鹿原”相比可谓是化外之境，但维系它的仍然是以仁义、尊卑为中心的宗法制度。这个小村庄的孙、范两大家族是同一个老祖婆的后人，范家是主人，孙家是仆人，范家遭灭门之祸后，少主人和孙姓仆人夫妇一起逃到了这荒蛮之地，为了延续主人的血脉，孙姓仆人让妻子与少主人同房，少主人敲下一颗牙表示感激，并表示今后主仆不分你我，以兄弟相称，仆人随即敲下两颗牙，女仆也敲下一颗牙，他们把四颗牙埋在大樟树下，从此就有了“四牙坝”这个地名。孙姓仆人临终时留下遗言，族长必须由范家长子来当，孙家长子每年必须到族长家当一个月仆人。老祖宗骨子里不可逾越的尊卑观念铸就了小说主人公孙国帮和范若昌之间先天的不平等以及由此而来的两个家族的百年孤独。虽然他们自小就像兄弟一样亲密无间，可当成年后的孙国帮依照祖规第一次到范若昌家去当仆人的时候，一道看不见的厚障壁隔开了这两位同样自尊、勤勉、正派的异姓兄弟。他们从此在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之下既互相较劲，又互相关照，这是一种较白嘉轩/鹿子霖一正一邪更为微妙也更不易把握的关系，不是斩钉截铁的对比，而是参差的对照。所以当1935年四月初拉银鱼的时间与范若昌为独子办满月酒的时间即将发生冲突时，孙国帮的内心是波澜起伏的，他既希望接过范若昌那象征着族长权力的铜锣，又认为这样有僭位篡权之嫌。“他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去当族长，但他喜欢在很多事情上比族长做得好。这不仅是他的心思，也是一代又一代潜藏在孙家长子心里从不说破的心思。没有人传，也没有人教，只要这个长子成家立业，去范家打过一回短工，这种心思就会像埋藏在胸腔里的种子一样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他不会有意让族长难堪，但他希望看到族长难堪，真有难堪他又会挺身而出竭尽全力帮族长化解。”范若昌尽管对孙国帮的微妙心思洞若观火却也无法消除他们之间的芥蒂。所有的心理冲突与情节冲突都在小说开头围绕范若昌儿子的满月酒与拉银鱼这两件事情铺开：孙国帮像往年一样做好了去贵阳卖银鱼的准备，范若昌的亲兄弟、镇保安队排长范若奎开枪打死了一条大蟒蛇，范家长工胡万春报告在野鸡冲发现了十二个红军，孙国帮的女儿花容经期去拉银鱼落下了治不好的病根……在带着儿子佑能去卖银鱼的路上，孙国帮不期遇上了范若奎与不成器的本家孙国才。天性残忍的范若奎不想放过以杀害红军来升官发财的机会，胁迫孙国帮帮他把红军转移至万丈坑旁。孙国帮一心想赶到贵阳去卖银鱼，放下红军后拉着儿子继续赶路，没想到大雨将他们阻隔在路上。在他离开后，范若奎与孙国才将十二个红军全部杀害扔进了万丈坑。佑能听到的神秘哭声召唤他不顾一切地奔到万丈坑救人，无可奈何的孙国帮只好叫来附近的乡亲帮忙将十二位红军一一救上来，却发现只有一位尚是活着的。固执的孙国帮挑着银鱼担子到了贵阳，不仅丢了银鱼担子，还丢了儿子，他从挖战壕的队伍中逃跑，沿路乞讨到家…… 　　“历史”一直是备受小说家青睐的题材，“革命历史小说”曾经凭借其宏大叙事、王者视野和正剧风格营造出的史诗性成为当代文学叙述正史的标准审美范式。这一经典叙述模式在新时期“新历史小说”无情的解构下变得支离破碎，历史的偶然性、荒诞性又被无限地放大。历史作为体现英雄意志的有目的活动的威严面孔一旦被打破，不过是一堆平淡无奇的瓦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