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旦 粉墨登场.docVIP

四大名旦 粉墨登场 　　中国传统音乐变异现象有着自身不可逆转的规律，盛衰兴败，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国粹京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片“叫骂声”中演变为“生旦并重”的历史新格局，走向“鼎盛期”。四大名旦，粉墨登场。传统京剧艺术的辉煌缔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 　　“五四”时期新、旧文化的对立，将“旧戏”的生存价值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周作人等文化闯将在批判旧文化、反对旧道德的同时，也将斗争矛头指向传统戏曲艺术，对“旧戏”从内容到形式加以全盘否定。傅斯年说：“就技术而论，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的价值。”“将来中国的运命和中国人的幸福，全在乎推翻这个，另造个新的。使得中国人有贯彻的觉悟，总要借重戏剧的力量；所以旧戏不能不推翻，新戏不能不创造。”①将中国传统戏剧视为封建文化象征。钱玄同主张废弃传统戏曲，他说：“如果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要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说不像话的话全数扫尽，尽情推翻……”②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戏曲的社会价值与生存意义。诚然，也有学者肯定中国旧戏存在之必要，认为“中国旧戏是以音乐为主脑，所以他的感动的力量，也常常靠着音乐表示种种的感情……‘因噎废食’，那是极端的主张，不是公平的论调。”“中国旧戏，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③两垒阵营，针锋相对。一般说来，文人之间笔墨官司毕竟只是“争鸣”而已，并不具备政治制度与政府行为摧枯拉朽之摧毁力。“五四”前后，正是京剧在成熟期基础上方兴未艾、步向巅峰之时。伶人名角，纷纷脱颖而出，一批身怀绝技之名家将京剧艺术推向新的时代高峰。 　　1904年在北京正式成立“富连成社”④，至1948年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韵”七科学生近七百人（第八科“庆”字辈学生刚刚入科即告停办）。富连成社不仅培养了大批戏曲人才，还保留、整理、创排大量京剧优秀剧目，为我国京剧艺术的传承、发展做出了承前启后的贡献。这一时期，京剧界各个行当都出现了一批高水平演员，京剧艺术进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京剧唱腔中，生角主唱“二黄”，旦角主唱“西皮”，因此，“鼎盛期”才真正属于“二黄”、“西皮”争奇斗艳、繁花似锦的阶段。“西皮”唱腔板式变化尤为精彩异常，形成京剧表演艺术流派的空前繁荣。 　　在生行艺术流派中，20年代，出现了前“四大须生”——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30年代末，前三位逐渐脱离舞台，出现以马连良为首，包括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的后“四大须生”。南方周信芳则创立了影响深远的“麒派”，东北唐韵笙创立了唐派。并称“南麒、北马、关外唐”。其中，最具影响的则是马连良和周信芳二位京剧艺术家。 　　马连良（1901—1966），北京人，回族。9岁入北京喜连成科班，10岁登台，演出《定军山》、《打棍出箱》等剧。吸取孙菊仙、余叔岩各派之长，形成独树一帜的马派艺术。马连良不但唱、念、做俱全，武功根底亦很深厚。他嗓音清朗，唱腔委婉，不少唱段风靡南北。晚年于精巧中兼有深沉浑厚。念白吐字掺入京音，有如珠落玉盘，富于音乐性和节奏感。做功气度凝重，举止飘逸。他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如《群英会》中的鲁肃、《借东风》中的诸葛亮、《甘露寺》中的乔玄、《四进士》中的宋士杰等。他新编的“老戏”，将“二路老生”戏提到主角地位。所创新腔风靡一时，还培养了李慕良、言少朋、马长礼等一批名家弟子。 　　周信芳（1895—1975），浙江慈溪人。6岁时练功学戏，7岁登台，因取艺名“七龄童”。1907年至上海，始用“麒麟童”艺名。1908年在北京喜连成班搭班，与梅兰芳等同台。1912年回上海，与谭鑫培等同台，演技渐趋成熟。以勇于革新著称，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格。嗓音沉厚中略带沙音，善于扬长避短，采用字重腔轻演唱方法，做到声情并茂，具有醇厚韵味。唱念结合，以念带唱，唱中加念，颇为别致。尤擅长做功，被称为“做派老生”，人物性格表演酣畅淋漓，形象刻画入木三分。代表剧目有《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打严嵩》等。 　　京剧鼎盛期，北京剧坛“三大贤”——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使京剧艺术达到了高峰阶段。其中杨小楼辈分最高，艺术声望最隆，也开创了“武戏文唱”为主要艺术特征的武生流派。 　　杨小楼（1878—1938），原籍安徽怀宁，生于北京。名三元，为谭鑫培义子。其父杨月楼，人称“杨猴子”，演武生，为清末京剧演员。杨小楼幼年入北京小荣椿科班二科，17岁出科，在京、津两地搭班演出，充当配角。24岁以“小杨猴子”崭露头角。后在北京进谭鑫培领衔的同庆班，得谭奖掖，声名鹊起。1912年后演出于京、津、沪、汉各地。杨小楼在京剧艺术上博采众长，打下了武生表演技艺全面基础。有一条亮堂带炸音的武生嗓子，唱念做打，英气逼人。擅演剧目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