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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诗歌心理的自我观照·自我审判·自我解构 　　摘 要：本文以意象批评理论、形式主义新批评理论为主，并结合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心理学等文论，从女性诗歌意象心理的生成转换、内涵阐释、艺术特性三个方面，对当代女性诗歌的“主题语象”做比较全面的本体批评。 　　关键词：女性 诗歌 心理 自我 　　诗歌批评界对“女性诗歌”现象及概念的有效性把握“明显立足于翟永明的诗歌与许多女诗人的诗歌具有重大差异的事实上”[1]。这一“重大差异”集中体现在翟永明那篇公认的写作宣言《黑夜的意识》，即鲜明的女性性别意识。当此文的第一句话“现在才是我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刻”洪亮宣告时，其寓涵的深刻觉醒和自信不能不令人顿生神游一番女性诗人“智力的自由”（伍尔夫语）空间的冲动。 　　冰心这样讲：“上帝创造女性，目的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若没有这种爱，“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2]。然而，女性寻爱的过程最终在戏谑中破灭。“男子汉”只是男性中心文化制造出的一个理想人格，可望却不可即。 　　面对现实面对男性，女性们感到的是深深的失望。她们发现，“女人比山羊胡子更容易憔悴”，而且“被什么魔力所束缚，失去了语言”，正逐渐成为“一个虚构”（伊蕾《山顶夜歌》）；“那枚戒指，一副手铐/无期徒刑”（苏白宇《囚》），对社会硬派角色造成的典型的女性困境，有着痛切的体验；“生活是/蔓延着细胞的/靛篮子宫头/在瑰烂繁丽的中心/徐徐缺血坏死”（谢昭华《晨妆》），以女性生理疾病的意象道出妇女爱情生活的悲哀。伍尔芙早就指出：“多少世纪以来，妇女都是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两倍于正常大小的男人形象，具有神奇和美妙的作用……如果（妇女）开始讲真话，镜子里的形象就缩小。”[3]对男人的失望使女性遁入了“女性之躯”，这也正是女性“在寻找男子汉（心目中的——作者按）失望之后转而‘自我抚摸’”[4]。 　　在现代社会，躯体是女性的最后领地。当今女性以躯体面对人的机器化、陈腐理性和男权话语这三座大山，在女性诗人看来，躯体写作既是反叛男性压抑、唤起女性生命欲求的手段，同时又是间接地反抗绝对理性挤压、唤起人性复苏的手段，具有双重意义。“如果说写作中的女人（尤其是写诗的女人）比别的女人更容易感到她们的身体，这是因为她们无路可走，此时的欲望是被语言调动起来的，是被编入语言的网络之上的，供奉在词语的圣坛上的。”[5] 　　求诸于自身躯体的女性自恋神话，拆动了男性为女性设置的镜像：“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男性观察”[6]，女性不再认同男性的目光，而是自我观察、自我审视，并不忘自我解构。这是对男性窥视的彻底背叛。返回诗歌意象，女性在黑夜中对镜揽照映射出的躯体意象主要反映了三类心理内涵和隐喻意义： 　　首先，女性对躯体流连忘返，暗含水仙花情结。女性诗歌经常遭受自恋的纠缠，我们能明显感到自恋是女诗人写作的主要内驱力。对大多数女诗人来说，自恋不只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且也是一种诗歌素材的便捷源泉。女性对自己躯体内外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感性经验，同时还具有自己特定的感情、愿望和目的。所以当躯体被作为艺术媒介使用时，它的一切特征和行为全由自己的表象和行为来展示。躯体书写的闸门打开，“身为女人”的发现，在女诗人那里呈生命奔突状态。“漆黑的夜晚我站在梦里/有着人的形状我自己的身体/……我年轻窈窕的四肢富有弹性/在天空下的房间游行”（翟永明《称之为一切》），七岁的女孩像发育好的女性那样注意自己的躯体，已经有了微妙的性心理。“全身镜里走来女娲/走来夏娃/走来我/直勾勾地望着我/收腹，再收腹/乳峰突起”（林祁《浴后》），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原始的、动物性的层级，追求一种躯体的在场感。“四肢很长，身体窈窕/臀部紧凑，肩膀斜削/碗状的乳房轻轻颤动/每一块肌肉都充满激情/我是我自己的模特/我创造了艺术，艺术创造了我”（伊蕾《土耳其浴室》），这种对自我身体的内在理解和深刻认同显示出自我生命更新的诗美取向和创造个性。“玫瑰，玫瑰/我在黑夜里看见你/你是一切的阴影/比黑夜还要黑/你/黑色的火焰/蜷曲而坚硬/犹如马的鬃毛/在草原上飞奔”（林白《玫瑰，玫瑰，在一切之上》），女诗人不是从视觉效果去“看”，而是用心去“感”，更注重写神、写内在感受。米考特曾经说过：“对于作为现象而存在的身体来说，运动是最重要的，而姿态动作却是在它的运动到达最终阶段时才向我们显示出来。”[7]更有甚者，似乎超越了“隐喻”和“象征”词汇：“一条女性的腿/晾在夜里/镜子里/月亮的屁股真白 如/镀亮的白铁勺”（月牙儿《寂寞》）。 　　其次，女性反观自身，躯体成为一面反思之镜。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图画。”无论是政治奴役身体的时代，还是商品奴役身体的时代，用身体去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衬托出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