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人的关系向度及其在互联网中的可能性表达.doc

社会变迁中的关系  中国人的关系向度及其在 互联网中的可能性转变 一、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 从中国历史长河中所呈现出的社会文化特征到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中国学术不能长期处于经验很丰富，理论很苍白的境地。而我们所依赖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也将会随着中国自身的社会转型、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其许多方面呈现的复杂性，失去其预计的解释力。伴随着世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多元化与中国自身目前走出的道路，我们越发感到，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何以会有诸多问题呢？我以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这一文明的源头同古希腊罗马哲学、基督教文明、自然科学以及伴随而来的工业社会与城市化等均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不是一种学科体系上的逻辑设计，而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产物（华勒斯坦，1997）。关于这一整套社会科学的理论，我们尤其需要考虑它所受到的自然科学的影响，因为这是它被假定为普遍理论的基础。但自然科学是否等同于社会科学，以及该科学体系何以发生于欧洲，却不能发生于其他社会或产生于其他文明，是我们能否建构自己的理论之前值得反思的问题。 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不要像李约瑟那样去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而是要问为什么西方发展出了现代科学（陈方正，2010；胡弗，2010；陈嘉映，2010：18）；同样，我们也不要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那样设问：中国社会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韦伯，2004），而是要问，为什么只有西方发展出了资本主义？以前者的方式来提问，体现出来的含义是中国文化似乎很落伍，也很特别，反倒是西方文化很正常，很符合文明进步。其实，西方文明走过的道路在世界上是最特别的，换作其他文明大都走不出来。从大多数社会文明的历程来看，它们具有的基本特点，就是适应其自身环境。而建立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因果关系来认识自然现象、人类心理与社会运行，则是西方文明的特色。只不过，当西方文明用其特色打败了其他文明只对自身环境的适应方式后，就以其所表现出来的强势，把自己当作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高原则，然后让全世界来依照这个原则前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全世界都得走这条道路。也就是说，当全世界的其他文明几乎放弃自己的文明来跟随它的时候，它的普遍性就建立起来了。这既是所谓现代化的本质，也是当今中国社会不惜过渡开发、建设、消费，也要实现现代化的动力所在。打一个通俗的比喻，当麦当劳的连锁店开遍全世界的时候，吃其他食品都成了另类，只有吃麦当劳才是大餐，至少是儿童生日的盛宴。这就是强势的力量。对于这种强势，回到一百年前乃至于几十年前，我们是要欢呼雀跃的。我现在还记得自己20多年前在北京排队吃肯德基的情景。可现在有人请我吃，我还要想一想，因为有太多的好吃地方可供选择；同样，面对西方社会科学，我们也需要想一想。 西方文明的强势所建立的普遍性理论在近代化中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的认同与好评，而一种近似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理论因为有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作支撑，逼的我们不说好都不行。但问题出在，至少它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解释力，没有它自以为的那么强大。它的一系列对人性、社会、文化以及具体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假设与验证都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至于为什么我们至今尚不能去纠正它，不单是因为它的方法论和理论已建立起了话语霸权，也是因为我们自己什么都没有。我们自己在社会科学框架内什么都没有想过，没有做过，拿什么去纠正它们的偏差？比如你说他们不对，那么对的是什么？甚至于，即使他们也认为不对了，那么纠正他们的，也不是我们，而是他们自己。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目前有一些学者搬出“国学”来回应他们，或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用我们的国学传统。这里且不谈国学作为学科的性质如何，仅国学本身的表述特征与思考路径，就已经决定了强势在西方理论那一边。毋庸讳言，这一点也被中国近代化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再证明了。在我看来，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从根本上需要在社会科学架构内部产生多视角、多元化或者本土性，以便寻求到一种学术或理论同自身社会的结合点。至于它们是人文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现象学的、诠释学的、符号学的、批判性的或什么其他式的等等，都可以尝试，即使在实证主义内部，也可以发展出新实证主义，或其他什么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总而言之，由环境、历史、民族、文化、风土、信仰等所构筑的社会科学，理应发展出更多的更加有效的解释架构来。 其实，西方社会科学内部的这类反思也比比皆是，比如英国历史社会学家霍布森（J. M. Hobson）（2009）认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其实在东方；美国政治学家乔恩·R. 泰勒（2011）认为，中国政治学要有自己的特色；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 Nisbett）（2006）声称自己不再坚持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