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峙中的融合：宗教哲学对晚唐诗歌的影响.docVIP

对峙中的融合：宗教哲学影响下的晚唐诗歌 内容摘要：儒释道在晚唐由对峙走向了剧烈的斗争，各求新变，三脉分流，儒家淡化了现实功用色彩，表现出更多的空言明道的性质，道教从“丹鼎派”走向“内丹派”，而佛教兴起了喝佛骂祖的“狂禅”之风。受此影响，晚唐诗坛也表现出相对明晰的三种走向，延续着中唐时期的格局，但在诗风上都有了不同于中唐的变化，分别染有了愤世自嘲、清虚静谧和放达萧索的意味。但这种对峙和摩擦还只是儒释道和晚唐诗坛的表面现象，随着儒释道三家的内在合流，一种以“优美”为核心的美学趣味逐渐生成，并具体地体现在那些以爱情、历史为咏叹主题的诗篇上，代表了中国艺术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晚唐诗歌 茅山道 狂禅 优美 在唐朝存在的三百多年里，儒释道三家一直没间断过争斗，但只有到了晚唐，这种争斗才达到高潮。在岌岌可危的时局下，儒释道三家为各自存在的合法性进行最后的争斗。终于，在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儒道联手借助帝王之力对佛教进行了打击，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会昌灭佛”事件。但高潮并不意味着结束，实际上在会昌以后，儒释道三家的力量又得到迅速恢复，之间的斗争也依然炽烈。武宗之后的皇帝大多佞佛，佛教又迅速膨胀，很快就恢复到会昌灭佛之前的水平。道教也同时受到宠幸，晚唐的多位皇帝如武宗、宣宗等，皆因服食丹药中毒而死。不仅如此，他们肆无忌惮地给道士加官进爵，使朝纲更加紊乱。这种状况遭到了儒家人士的激烈批判。早在会昌元年（841），就有儒生刘彦谟冒死上书，希望皇帝不要过分宠幸道教，更不要醉心丹药，但遭到贬谪。在宣宗大中五年（851）进士孙樵也上书请求停建佛寺，而懿宗朝的左散骑常侍萧彷更是冒死上书，谓“佛者……名归象外，理绝尘中，非为帝王之所能慕。……乞……幸罢讲筵，频亲政事。昔年韩愈已得罪于宪宗，今日微臣固甘心于遐徼”。言辞恳切，态度坚定。对于儒家人士的指责，佛、道二教也激烈回应。宣宗朝节度巡官李节就为文替佛教辩护。他认为与佛教驯化人心、拯时救世的作用相比，建造佛寺、雕刻佛教的花费再多也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你死我活的宗教斗争势必会使得儒释道三家外在地呈现为三脉分流的鲜明局面。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宗教斗争面前，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在追求新变，表现出不同于中唐时期的种种面貌。总的来看，在晚唐，儒家淡化了现实功用色彩，表现出更多的空言明道的性质，道教则从“丹鼎派”走向“内丹派”，而佛教兴起了喝佛骂祖的“狂禅”之风。由于这一时期儒释道的思想传人往往又是诗坛能手，诸如贯休之于佛教、曹唐之于道教、陆龟蒙之于儒家，因此，宗教哲学的诸多变化直接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影响到了晚唐诗歌的格局和面貌。 一、愤世与自嘲：儒学新变影响下的晚唐诗歌 在晚唐，儒学的官方力量十分薄弱。这时的皇帝不是受制于家奴，就是左右于藩镇，甚至连登基、退位、生死等事情自己也难以做主，他们也就很难给官方儒学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其凝聚力也就大打折扣了。文宗开成年间郑覃任宰相，打算以经义开导文宗，遂奏置《五经》博士，并依后汉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然而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时贤皆不窥之。与官学相比，儒学的私学力量继续在民间的个别士人身上生长发展。不过受时代环境与社会现实的影响，私学在晚唐表现出与中唐并不相同的价值取向。 中唐社会虽然也时有战乱，但当时儒家文人仍怀有皇朝再兴的希望，其参政图强、入仕济世的热情依然高涨。这种热情在儒学活动中的表现就是崛起了以啖助、陆贽为代表的春秋学派，他们极力强调儒学活动的社会批判功能及其现实功用。然而到了晚唐，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生活都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境地，文人士子感受更多的不再是皇朝再兴的希望，而是临近死亡的腐烂气息，他们对时事政治、社会民生越来越淡漠。这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使他们在接受中唐儒学时远离了春秋学派的社会批判意识，而是着力发展了韩愈、李翱等人理论中所蕴含的空言明道色彩。这一转变鲜明地表现在晚唐儒家文人对孟子的推崇上。晚唐进士林慎思以《孟子》七篇为其弟子所记，不能尽轲意，乃作《续孟子》演而续之。再如，皮日休直接上书朝廷请以《孟子》为学科，谓“孟子之文……真圣人之微旨也，……今有司除茂才明经外，其次有熟庄周、列子书者，亦登于科。……夫庄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读之可以为方外之士，习之可以为鸿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时补教为志哉？请命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其实孟子之所以在晚唐受到士人的特殊爱戴，主要原因还在于孟子理论以“正心诚意”、“成仁入圣”为核心，关注人的心性修养、精神觉悟，很少涉及具体的政治经济策略，这很适合晚唐士人空言明道的口味。正因如此，自称是孟子接班人的韩愈在晚唐也受到士人的极力推崇。皮日休曾经上书请以韩愈配享孔子，谓“孟子、荀卿以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焉。……吾唐以来，一人而已。……请命有司，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