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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主导侦察与人权保障人权论文 风险社会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批判的公共话语,是在人们对科学工具理性和现代性所引发的危机及其后继问题的反思与批判中产生的,是与西方理论界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思考密切相关的。在工业现代化完成之后,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生产无限扩张的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人们控制自然、获取丰厚物质回报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可能的风险,已经超出了人类思维和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理论家称现代风险是一种反身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科技发展日益摆脱人类的控制,并反过来威胁人类生存的结果。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描述的,这种反身现代性就像“一个功率巨大却又失去控制的发动机,虽然我们作为人类集体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驾驭它,但是它却咆哮着试图摆脱我们的控制,而且能够把自己也撕得粉碎”[1]。在当代中国,一般性的工业社会的“标准风险”加上转型社会特有的风险,使得中国社会成为了一个高风险社会。在这样一个面临“双重”风险社会挑战的关键时刻,公安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因此警务工作进行了以情报信息主导警务为核心的战略转变,以信息主导侦查、网上侦查等新型科技侦查手段提高了侦查的效率,但是在提升侦查效能的同时,必须关注到相应的人权保障问题。 一、风险社会:审视转型期 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思维　　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是人类追求财富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副产品”,并伴随着迅速增长的生产力和高度发展的科技急剧膨胀。风险不仅是知识社会的主要特征,亦是信息社会不可回避的主题。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人的理性的张扬、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现代制度的构建,使得现代社会中的风险景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体现在两点上:一是风险的“人为化”,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的主导内容;二是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风险,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制度的保障,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是为风险的“制度化”,但其自身也带来了另一种风险,即技术和制度运转失灵的风险,从而使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制度化”风险[2],这成为现代风险结构的主要类型,并具有全球性和后果更加严重的影响,进而诱发全球风险意识的形成。 首先,风险社会乃是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并广为社会所利用的社会,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化地被利用又不能不对科技信息传播系统的结构、模式与机制产生了影响。以信息社会的视角来解读风险,其本质则是依据确定性判断的信息技术在数字化处理和传输中以文字、声音、图片和视频为载体将信息解码的个体与大众传媒、社会舆论、文化心理、经济系统、组织联盟和社会制度等大规模串联、链接,从而形成模式化的集体记忆,进而可能导致社会运行、政治运作和经济运转无序化。信息社会的到来,对现代民主体制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信息社会有它的特点与要求,信息社会的行为模式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印记,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也不例外,也必将适应这一时代的变化,体现这一时代的要求。尤其,“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人类各种形式的信息交流转移到无比巨大的网络之中,在高度信息化的网络社会中,任何公民、政党、政府的存在与发展,如果没有在信息网络世界中的支持,将不会有其在现实物质世界的存在、发展与进步。”[3]而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人人可以掌握传播工具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科技传播活动的主体在数量上急剧增长,同时,其性质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科技传播权威的弱化和把关人的弱化。所有这些传播活动中的要素变化,都在或隐或现地告诉我们,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科技传播的模式正在从先前的单一走向多元、从相对封闭的系统走向不断开放的系统、从较为简单的线性走向复杂多变的非线性。更为关键的是,在整个传播的社会实践层面,不同媒介之间原本各异的传播模式正在走向融合、走向复合、走向历史性的重构。毋庸置疑,信息社会的到来,对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也是不可估计的。从广东韶关“626”事件,到乌鲁木齐“75”事件,震惊中外的新疆骚乱凸显虚实难辨的网络信息对社会的破坏力,也反映网络在煽动情绪和组织行动方面的能力。因此,VladimirArtemov曾经警告说:“信息是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武器,它可用来颠覆政权。”政治学者MichaelHardt和AntonioNegri进一步指出,“传播系统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国的三股主要支撑力量之一。”可以说,在当今时代,对信息的控制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当然,信息控制绝非简单地阻止信息流通[4]。 其次,风险社会理论对于处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又有区别于工业现代化完成社会中的双重风险。众所周知,我国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