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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改革与国际标准的研究医学教育论文 1国外医学教育改革基本情况 世界医学教育会议曾在1988年和1993年连续两次讨论全球医学教育改革和人才素质要求问题,明确指出“医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促进全体人民健康的医生”,“应该促使医学教育在结构、关系、教程和结果上有近期和远期的转变,为21世纪重新设计和培养医生”。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简称WHO)早在1992年就提出了“五星级医生”的概念,即医生应当是保健提供者、决策者、沟通者、社区领导者和管理者,并于2001年和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orldFedera-tionforMedicalEducation,简称WFME)联合推荐了涵盖“教育计划”等9大领域的《本科医学教育国际标准》。此外,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简称IIME)亦于2002年初出台了《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包括“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沟通技能”、“临床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和“批判性思维”7个领域的60项反映教育结果的指标,在承认各国家、地区和医学院校自身特殊性的基础上强调了全球医学教育的核心内容。有鉴于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不断地根据人才培养要求进行医学教育改革,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1课程体系改革 一类是在以学科为中心的基础上建立核心课程体系,即根据各学科的重要性将传统的学科课程分为核心课程、指定选修课程和自由选修课程,并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不断增设新兴、交叉和边缘学科课程。目前,大多数有着悠久办学历史的学校沿用的仍然是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模式,因而这种课程改革的基本做法容易推行。根据对美国医学院校协会2000年出版的《课程指南》的分析,在全美126所医学院校中有100所采用了该方式改革课程结构,占79%。核心课程体系的建立在坚持核心课程教学的基础上提供了学生较多的自主学习机会,将“自由和程序、多样和专门、灵活和规范、深度和广度、个人兴趣和学校指导”结合为一体,有利于奠定医学基础,激发学习兴趣和注重全面发展。一类是打破学科界限的综合性课程体系改革。1952年,美国西余大学率先开展了以器官系统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改革,继而遍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不少医学院校都进行了尝试,有的延续至今。自1969年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荷兰国立林葆大学、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医学院等40余所院校陆续采用了以问题为基础(ProblemBasedLearn-ing,简称PBL)的课程模式,围绕临床问题进行课程优化整合。20世纪90年代,美国医学院校协会在全国推行“医学院校培养目标研究项目(MedicalSchoolObjectivesProject,简称MSOP)”,许多院校实行了器官系统课程、以问题为基础的课程、以社区为基础的课程等综合课程;哈佛大学医学院倡导的“新途径(NewPathway)”课程改革,以知识集约的形式,将传统的40多门医学课程的有关知识重新组合成14个课程群,并设立了一门纵贯临床前期的医患关系课程,包括社会学、行为科学、伦理学、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等综合知识和技能;魏尔医学院、北达科他大学医学与卫生学院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等学校实施了贯穿基础至临床全程的水平与纵向综合课程;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将课程综合为“核心原理”、“器官系统及疾病”、“医疗技术与实践”、“临床实习”与“学术科研”5大模块;通过选定的20多所院校的联合研究,树立了医学院校课程改革的典范,对世界医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综合性课程模式具有打破学科界限、促进课程融合、避免教学内容重复、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等特点,但其课程结构不稳定、教学组织难度大、教学效果不肯定,难以被大多数学校接受。 1.2教学内容改革 医学教育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医学和预防医学教育方面。医学及相关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需要医学知识的新陈代谢,而人才培养模式和卫生服务模式的根本性变化以及预防、医疗、保健的结合和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的统一趋势对医学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这些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医学院校几乎都增设了人文社会科学教学,陆续将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医学史、行为科学、文学、卫生经济学和法学等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成为教学内容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预防医学和社会医学教育在1966年的第三次世界医学教育会议上被正式提出讨论,受到了国际医学教育的普遍关注,此后相关课程逐渐列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