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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见之明研究综述 后见之明指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断）与先见判断（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断）的系统差异，其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两类，假定型设计和记忆型设计。后见效应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文章对后见效应的研究范式、研究结果、及其有关理论进行了简要综述，并对其应用价值加以评述。 学术述评 　　人们这样调侃历史学者：每当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总能找到若干理由，证明这一事件必然发生。事实上，岂但历史学者，每个人（或许可称作朴素历史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此类心理偏向。人们都曾有这样的体验，觉得自己“早就知道”某一事件（如球赛、婚姻、选举等）会出现何种结果。但是，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早知如此”时，别人往往会对其言谈打个折扣，认为他不过是个“事后诸葛”。 　　Fischhoff最早对后见之明(hindsightbias)做了实验研究[1]，在实验中，他向被试呈现历史画片，比如，19世纪英国人与尼泊尔哥尔喀人(Gurkhas)战争的画片。在先见(foresight)条件下，不将战争的实际结果告知被试，要求被试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最终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而在后见条件下，告诉被试战争结果，然后要求他们假定自己不知道实际结果，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研究发现，后见条件下的被试，较之先见条件下的被试，对实际结果出现的评定更有把握。Fischhoff将后见之明定义为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断）与先见判断（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断）的系统差异。 　　　　1　后见之明的研究范式及主要结果 　　后见之明的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假定型设计(hypotheticaldesign)，如前所述Fischhoff的研究，其方法为比较两组被试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一组被试不知道事件结果，另一组被试知道事件结果，但要求他他假定自己不知道；另一类是记忆型设计(memorydesign)，其方法是比较一组被试的初始反应和回忆反应，首先要求被试对事件某些可能结果作出一系列判断，然后，让被试知道事件的真实结果，再要求他们回忆原来的判断。 　　我们可以看到，假定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很类似于历史学者在事件发生之后进行评论（在此之前未曾置喙）；而记忆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则类似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些事件作出预测，事件发生之后，又对自己先前的预测进行回忆评述。Hertwig、Gigerenzer和Hoffrage[2]认为，上述两种范式所研究的效应是有本质不同的。他们提议，将记忆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后见之明”，而将假定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早知如此”(know-it-allalongeffect)。但多数有关研究并未作此区分。 　　后见之明在多项不同任务类型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这些任务包括对事件结果的确信程度判断、二择一判断和数量估计等。这些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有政界选举[3]、医疗诊断[4]、科学实验结果[5]、经济决策[6]、自传记忆[7]和一般知识[8]等。从总体上看，后见效应的幅度很小（根据Christensen-Szalanski和FobianWillham[9]的元分析结果r=0.17，信度矫正后r=0.25），但此效应极为强固，难以消除。 　　Fischhoff和Beyth[10]研究了人们对当前新闻事件的先见和后见判断。他们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出访北京和莫斯科之前，要求被试对可能出现的诸多结局作判断；在尼克松出访后，再要求这些被试回忆其先前对每一结局的可能性判断，看自己是否预测准确。研究发现，被试表现出明显的后见效应：对于他们认为已出现的结果，后见判断比先见判断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对于他们认为没有出现的结果，后见判断比先见判断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小。这就是说，即便是被试内设计，也同样会出现后见效应。 　　Fischhoff和Beyth[10]在实验中，明确要求被试：“请再一次填写问卷。这一问卷与两周前测试所用问卷相同。写出你当时对各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判断”。在这种情境下，被试不会将后见判断误认为对当前知识的评估，他们会把后见判断看作是对先前知识状态的准确回忆和重构。虽然指导语明确要求被试再现初始的可能性判断，但并没有减小后见效应。 　　Davies[11]探讨了先见判断的提示对后见判断的影响。Davies预期，在被试做后见判断时，向他们提示其先见判断时的想法，应会减小后见效应。在实验中，被试首先阅读某心理学实验的程序，然后评定出现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两周之后，主试向这些被试报告实验结果，并要求他们再次评定实验结果。研究虽然证实了Davies的预期，呈现其先见判断的被试，其后见效应减小，但此效应不能完全消除。 　　很自然，人们会将后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