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外方中：柳宗元被贬后的心性设计与主客观矛盾.docVIP

圆外方中：柳宗元被贬后的心性设计与主客观矛盾 青年柳宗元心性激切、峻直，一方面当与其父柳镇“号为刚直”的性格有着遗传学上的关联，另一方面恐与宗元本人因学殖内充而形成的自信、自尊以至自傲有关。所以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先讲了柳父“不能媚权贵”的性格特点，而后介绍宗元道：“子厚少精锐，无不通达。……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这里说的都是表扬子厚的话，但“精锐”、“隽杰廉悍”、“踔厉风发”等词语已透露出一股锐意直行、势不可当的气势，而“率常屈其座人”，更隐然含有某种露才扬己、得理不让人的自傲的成分。 这是一种内外皆方，棱角分明，见事风生，敢作敢为的性格，也是一种剑走偏锋，不能摧折，极易得罪人而疏于自我保护的性格。 如果柳宗元只是一位学人或诗人，那么，其性格刚直激切些并无大碍，有时还可能会赢得朴拙古直的美名；但柳宗元却并不安于做学人或诗人，他要以这样的性格去从政，而且从的是一般老辣政治家都望而生畏的革弊图新之政，这就不能不出问题了。从另一方面看，年仅三十出头，即受到不次提拔，得以在权力中心运筹帷幄，发号施令，这不能不使其原已激切的性格越发激切，并极易由此滑向简单、轻率一途。革新失败后，柳宗元是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了的，他多次这样说道：“仆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不知颠踣”（《答问》），“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寄许京兆孟容书》），“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与裴埙书》）这里所说，虽不乏因有求于人而多谈自己错误的套话的成分，但万事瓦裂，痛定思痛，其中何尝没有深入骨髓的人生体验？何尝没有对自我性格缺失的反视内省？只有深刻领悟了政治斗争的险恶、政治关系的复杂，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在此复杂关系和险恶斗争中的简单、幼稚。换言之，性格过于锐利，便易流于浮躁、轻率、鲁莽；斗争经验不足，常将事情简单化，便自然疏于周防，被政敌钻了空子。一面是自己的简单轻率，一面是对手的阴险狡诈，两种因素合在一起，其“名益恶，势益险”就势所必然了。 与贬谪之前刚直激烈、无所避忌而又显得严谨不足、孟浪有余的性格相比，柳宗元被贬之后，性格明显发生了内向化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从他对革新运动失败的沉重反思和教训总结中，意识到这种性格不适宜在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立足，从而自觉地抑志敛性开始的。其《佩韦赋》、《解祟赋》、《送从弟谋归江陵序》、《答问》等作品，都表现出了这一倾向。在《佩韦赋》中，宗元以柔软的韦（皮绳）作为约束自己刚烈心性的标志，声言：“恒惧过而失中庸之义，幕西门氏佩韦以戒”，去其“纯刚纯强”，以求“刚以柔通”。在《解祟赋》中，他更借卜筮之言告诫自己“去尔中躁与外挠，姑务清为室而静为家。”表示要“铺冲虚以为席，驾恬泊以为车。”这是久经生命沉沦之后柳宗元对人生的全部解悟，也是残酷现实给予他的带着嘲弄的赐予。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打击下，宗元不能不在主观上慎重考虑自我性格与社会现实的适应问题。 细读柳集，可以发现，柳宗元被贬之后对自我性格的发展趋向是有一套较完整设计的，这种设计，集中表现在他写给杨诲之的几封信中。 杨诲之，杨凭之子，柳宗元的妻弟。元和四年，杨凭自京兆伊贬临贺尉，诲之随行，道经永州与宗元相见。次年，宗元作《说车赠杨诲之》，以“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故能“任重而行于世”的车为喻，谆谆劝勉诲之应像车箱那样恢弘气量，像车轮那样周而通达，像车轴那样“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手内”，达到“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的境地。文章最后指出：“凡人之质不良，莫能方且恒。质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圆遂。”“诲之，吾戚也，长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惧圆其外者未至，故说车以赠。”与此同时，宗元又作《与杨诲之书》，重申方中圆外之旨。 然而，杨诲之对柳宗元的意见却大不以为然，将其“方中圆外”之旨视为“柔外刚中”，声言：“我不能为车之说，但当则法圣道而内无愧，乃可长久。”“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荣。”并表示要任心而行，肆志而言，以甘罗、终军为榜样，欲为阮咸、嵇康之所为。要言之，诲之既将宗元“方其中圆其外”的主张视为混世和俗，又认为这一主张有违圣教。于是，宗元与他这位年青的妻弟间的矛盾便突显了出来。 柳宗元在此面对的是一个他事先未曾料到的已明显超出家庭范围的复杂问题。从他写《说车赠杨诲之》的初衷看，不过是以一个经受过重大变故、有着颇多教训的过来人的身份，对自己这位年轻有才但性格倔强与世立异的内弟说几句家庭内部的劝勉话、贴己话，希望他能够既方其中亦圆其外，以避免自己当年的失误。对这种劝勉，诲之可听可不听，宗元亦未必强人所难。但年未二十的诲之却偏偏较起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