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吊诡下的孙瑜早期上海电影.docVIP

多重吊诡下的孙瑜早期上海电影 “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他的诗不是地方民谣；这位寓言诗人以异化的眼光凝视着巴黎城。这是游手好闲者的凝视。”1 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对早他70年而生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描述，这描述是如此适用于本雅明的同时代人——中国电影导演孙瑜，以至于只需把巴黎换成上海。在中国电影界，孙瑜同样被誉为诗人，只是他用电影胶片写诗，1934年孙瑜在一篇题为《我可以接受这“诗人的桂冠”吗》的文中说，“假如那一顶桂冠是预备赐给一个理想诗人的，他的眼睛是睁着的，朝前的，所谓他的诗——影片——是充满朝气，不避艰苦，不怕谩骂，一心把向上的精神向颓废的受苦的人们心里灌输，……我是极盼望那一顶诗人的桂冠，愿意永远地爱护它！”2　　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最初20年以杂耍的姿态摸索前进，题材集中于神怪武侠和家长里短。中国现代都市（主要指上海）则崛起于20年代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缝隙，30年代初刚刚浮出海面。在这种背景下，孙瑜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通过《野玫瑰》（1932）、《天明》（1933）和《体育皇后》（1934），对现代都市上海进行的意味深长的凝视，即便不是第一次，也是最早一批以上海为抒情诗题材的创作。而考虑到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电影界日益左倾和抗战主题日盛，孙瑜对上海的凝视更显得格外有意义，因为，这些尚未过渡到阶级主题和抗战主题的都市电影，是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最佳标本，它们记录了现代性初临中国的历史，也记录了中国知识者面对现代性的复杂心态。　　1、 城市、电影与震惊：用现代性的方式表现现代性 　　作为学术话语的“现代性”在中国被提起，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尽管学界普遍感觉要给这个貌似简单实则涵义复杂的概念下个定义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热烈讨论之后，学界还是达成了如下共识：“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换句话说，现代性是“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3　　什么是现代与古代的最大区别？或者说，现代化的最大标志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有很多，但相信没人会否认“城市和城市化”在其中的分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城市化，城市是现代社会最庞大最醒目的标志！城市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基础，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和产物，是现代工具理性的滋生地和竞技场，是所谓现代文明的展览馆和集散地。一句话，城市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因此，当三十年代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都市突然崛起在太平洋的西岸时，现代性也就同时被打包带来。　　对进入城市或者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体来说，“震惊”可谓城市这个现代性的庞然大物给他们的最大体验。“震惊”抑或“惊悸”从词源上来说是一个很早就有的普通的词汇，它变得别有意味源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其《超越唯乐原则》（又译《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提到一种“创伤性神经症”，认为构成其病因的“主要是惊愕和惊悸的因素”，所谓“惊悸”是 “一个人在陷入一种危险时，对这种危险毫无思想准备” 情况的描述。4 “惊悸”即“震惊”这一弗洛伊德的医学术语，被本雅明拿来用在波德莱尔身上，认为“震惊属于那些对波德莱尔的人格有决定意义的重要经验之列”，“波德莱尔把震惊经验放在了他的艺术作品的中心”。5然而随即，本雅明就意识到，波德莱尔的这种“震惊”体验并不属于他个人，而是人们对现代都市的普遍体验。他认为十九世纪中叶的革新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手突然一动就能引起一系列运动，他举了电话和照相机的例子，并认为“照相机赋予瞬间一种追忆的震惊”，而“这类触觉经验同视觉经验联合在一起，就像报纸的广告版或大城市交通给人的感觉一样”——什么样的感觉呢？“在这种来往的车辆行人中穿行把个体卷进了一系列惊恐与碰撞中。在危险的穿越中，神经紧张的刺激急速地接二连三地通过体内，就像电池里的能量”。6毋庸置疑，本雅明对19世纪60年代巴黎生活的描述，融会了他自身对现代都市的感受，而这感受也完全适用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原因吧。　　当然，城市让人震惊的不仅仅是路上的车水马龙，我们在孙瑜的电影里还看到了他刻意展示的高耸的大楼、闪烁的霓虹、工厂快速旋转的机器、轮船上巨大的烟囱……。而且，别有意味的是，这种展示往往被置于一个城市初入者面前，例如《野玫瑰》中的小凤、《天明》中的菱菱、《体育皇后》中的林璎，从而借着这些初入者的“观看”表达出这种震惊。在《天明》中，菱菱一行从乡间逃往城市，抵达城市后影片用了近十分钟的片段，展示了如下场景：（1）轮船高大的烟囱、飞转的机器；（2）城市里的垃圾收集和运输（以此细节表现城市文明，可谓有趣）；（3）工厂上工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