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为何愿意做村官.docVIP

大学生为何愿意做村官 世纪更迭之际，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两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其中之一是1999年11月26日，中国科学院低温技术实验中心的硕士研究生彭海，在家乡江西省萍乡市五陂镇王陂村度假之时，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赢得了王陂村村主任竞选的胜利（彭海案例）。无独有偶，2000年3月，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向全国公开招聘约30名大学生村官，引起3000多名各地莘莘学子前往求职（天河案例）。如何看待这两件新鲜事，可谓见人见智。大学生（包括硕士、博士）当村官，值不值，该不该，前者是实证判断，属于经济方面；后者是规范判断，属于法律方面。尽管大学生做村官，值与不值，该与不该，这些都只关系具体的当事人本身的利益，然而它却引起了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思索。 比较而言，彭海案例代表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一种可能的选择，它更多的只是一种个人理想的实践，不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而天河案例则代表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看不见的手”与个人选择 前述的两起大学生争做村官的案例，其实质就是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的一种个体选择。在市场经济中，价格信号传递和引导着资源的配置。而现实世界里，相对于人类的欲望而言，资源总是显得稀缺。因此，在众多用途的使用上，资源就存在一个最优配置的问题。人力资源的配置也不例外。 在现在以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大学生无疑是我国较为稀缺的人力资源。尽管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十分甚至过于丰富，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很低。这里，如何高效配置这部分紧缺的人力资源，不仅关系到资源拥有者的幸福，而且也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实践证明，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来说，市场经济体制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尤其是较为稀缺的资源。早在200多年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作过生动描述，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一书中，他这样论述：“每个人都在力图运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价值。但是，在他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本意追求的东西。这样，由于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能产生的效果还要大。”可见，大学生争当村官，是在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下配置人力资源的一种方式。 尤其要强调指出的是，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必须以“经济人”为市场主体。所谓经济人，就是在一定的约束下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经济个体或经济组织。只有承认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属性，我们的各项方针政策才能得到贯彻，进而收到实效。换句话说，各项改革都必须从市场主体的经济人这个角度来制定、实施，否则，改革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现实生活中的人都具有经济人的属性，这点我们可以从反腐败之艰难中得到佐证。如果政府官员都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都是大公无私的利他主义者，为何腐败总是屡禁不绝，愈演愈烈；如果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那么贫富不均的现象就不可能存在。当然，利他与利己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关键是哪一个占支配地位，哪一个更经常、更直接地主导个体的行动。显然，以利己动机作为现实中个体行为的基础是合理的。 在农民人口占总人口70%左右这样的国情下，大学生无疑具有较高素质，也更具个体理性。大学生当村官，值不值？从小的角度看，这是经济主体的个人判断问题；从大的角度看，这是经济自由的问题。其实，值与不值，外人很难评判，有时甚至连当事人也不一定能准确把握，因为未来大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正如青年男女找对象一样，好与不好，往往很难讲清楚，即使婚前满意，也不一定能保证婚后幸福。撇开大学生当村官的实证判断不谈，起码这个案例说明了一点，就是人们的选择，包括职业方面的选择，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 倘若人们一定要问个究竟，大学生做村官是否值得。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层次的对象：一个是大学生本人；另一个是社会或国家。对个体有益的事情，不一定对社会或国家就有益，比如腐败，对腐败份子而言无疑有利可图，但国家就遭受了损失；反过来，对社会或国家有益的事情，不一定对个体就最有益。譬如在祖国边陲地区站岗放哨，对国家而言无疑相当重要，但对站岗放哨的军人来说就不一定是最有利的了。这表明，个体理性与团体理性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激励相容的。 只要资源是稀缺的而不是无限的，人们就存在着选择的问题，而选择必然带来机会成本。一种选择的确定，同时也就意味着其他选择的丧失。就彭海当村官来说，他选择了当村官，那么他就失去了在任村官期间从事其他活动的机会，比如继续进行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