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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化中礼法律文化论文 论文关键词：礼制礼法结合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社会是个礼法社会。礼法是中国古代法的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就是将礼作为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以礼率法、以礼摄法、“礼”与“法”既糅合又并存，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用于规范社会、管理民众、治理国家。简单的介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的历史、含义、特征以及与法律的相互关系。 中国号称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社会往往被称为“礼法社会”，毫无疑问，“礼”对中国历史文化而言，其地位及意义都是举足轻重的。论文百事通礼是传统中国的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亦有着密切联系。 一、“礼”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应该是礼，从“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中就可以看出最晚在夏朝，就已经有了礼，原始的习惯转化为了具有约束力的礼法。西周创立了系统的礼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可见法在当时的作用和权威远远没有礼大。直到商鞅改法为律，确定了法律形式的名称，秦律才开始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局面。 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由此，经过改造的儒家礼教逐渐成为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因素。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礼与法进一步趋于融合，在立法上也继续标榜儒家思想，仍然有维护贵族官僚的法律特权。 中国古代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礼教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而且礼教也是评价和解释法律的最高权威和最重要的依据。在唐朝制定的《唐律疏议》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准乎礼”，也就是完全依照礼教，它大量地引用了儒家经典，如“八议”、“五服”等等，唐律的基本精神就是贯彻三纲五常的准则。 到了明朝，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并且下令他的子子孙孙必须要严格遵守这部律典，若有大臣建议修改这部律典，就要按“变乱祖制”的罪名来处罚。一方面，它说明了古代的统治者越来越注重法的制定，但同时在另一方面，法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容，仍然是极其维护礼，以礼为中心的。法在古代，逐渐地失去独立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制度，礼就必须融于法中。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的含义 在传统中国，“礼”是一个含义广泛、内容复杂，包容量极大的概念。从“礼”的字义考察，“礼”字的古体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本指祭神之器具，尚无规则、制度的含义。后来引申为祭神祭祖的仪式，所谓“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种表现为原始习惯的礼，从而有了行为规则的意义，并与神权、族权相联系。 其次，随着父系家长制的宗族演变为奴隶制的国家，祭祀和军事活动成为“国之大事”，以祭仪为中心的习惯准则遂具有政治制度和国家规范的性质。 再次，春秋之后，虽然随着周礼的分崩离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内涵的“礼”，其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这时的“礼”，已经不是专指礼节仪式这种狭义上的“礼”，“仪”与“礼”相分离。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的特点 “礼”作为治国之要，被视为维系统治的“四柱”(四柱即指礼、义、廉、耻)之首。“礼”作为一种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工具，其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内容的广泛、具体，或者说社会性是“礼”的第一个特点。说它广泛，因为它把政治、宗教、伦理、道德、军事、经济以及日常生活都纳入自己的调整范围，凡是社会生活所涉及的范围，都是它所调整的对象，包括人与人、人与神、人与天的关系等等。 其次，以宗法为中心的“尊卑贵贱各有等差”的处理原则，是“礼”的第二个特点。“礼”所依据的规范意识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忠孝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实行过程中，都是以等差性质表现出来的——即表现为妻对夫、幼对长、卑对尊、子对父、臣对君的绝对服从或“礼”让。作为一种等级性，这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带有共性，但是中国“礼”的规范又有它自己的特点，即这种等级性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的。 再次，义务性、倡导性、实践性融为一体是“礼”的第三个特点。一般来说，社会规范有三种类型：一是禁止规范；二是放任规范；三是肯定规范。“礼”的规范所采取的是第三种形式，即肯定规范。这一种规范对规范对象在每一场合应该怎样做都有明确要求。实际上是以义务为中心的。由于是义务为中心，在形式上，恭敬礼让，诚信就成为实现这种规范的外在表现，即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这样，“礼”实际上就具有了“实践性”的特点。 最后，感化主义的“制裁”方式是“礼”的第四个特点。由于“礼”是积极、肯定的规范，是义务性的规范，“礼”的实施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过程，是一个“迁善远恶”的过程。当一个人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