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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化品格与法治价值研讨 中间阶层通过占有文化资本，具备较高的智识特征和文化素养，智识特征和文化素养在中间阶层中充分显性化。一定的经济基础使他们有能力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能确认文化资本和教育消费的重要性。中间阶层在教育传承意识方面同样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的孩子接受的各年龄层次教育比较全面，很多中间阶层家庭的孩子接受教育时间早，教育形式齐备，教育内容先进，教育观念新颖，在接受不同层级教育时都有着充分的知识储备，注重创新思维培养，更容易在未来的社会层级分布中找到最佳位置。 政治冷漠和政治自觉性同时存在。有些中间阶层人士对政治参与缺乏热情和积极性，常常回避政治，认为自己并不是很必须地被纳入政治关系中。但大多数中间阶层还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自觉性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参政意识强，积极主动关注时事政治、国家大政方针，以主人翁精神将自己纳入国家政治生活中，比如他们喜欢参加网上讨论，希望能直接参与到社会性的政治中，对当地政府的党政工作公开透明运作关注度很高。中间阶层具有敏锐的法律权益意识，并且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自觉选择法律武器。中间阶层非常看重自己的合理权益，有着强烈的权益意识，维权行为更具理性、主动性和智慧性，懂得充分利用法制这种维权策略，且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运用各种社会资源依法维权。因此，中间阶层的法制意识比较强，特别是律师、职业经理人、民企管理人员等，出于工作需要，更关心社会的宏观法治状况。 一、中间阶层的法律文化品格 我国中间阶层善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利益纠纷，维护个人权益，他们有法制意识和法律文化的品格，对法律有比较成熟的见解。从伦理视阈看，这也是公平、民主、自由、责任等德性要求的总体反映，因为中间阶层的法律文化品格体现出对事物是否平等，制度是否公正，自身是否慎独的价值判断和伦理原则。 1.平等意识———公正原则《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概括。公正有具体的公正，分配的公正，矫正的公正，回报的公正，政治的公正，自然的公正与约定的公正。”［1］这些价值规定体现在中间阶层的法律文化品格中，即他们希望建立公平正义、民主平等、不偏不袒的社会制度，在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价值考量、义务与权利时都能以公正作为基本原则。人类社会思想发展史上，平等观念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哲人提出的自然主义平等观，至中世纪神学家认为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到文艺复兴运动所提倡的人道主义平等观，再到近现代社会提出的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平等已成为人类世界中的基本伦理价值。在我国，中间阶层明显地具备平等的意识。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的一些价值观念都源自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中产阶级以其中庸平衡思想消解了褊狭固执观念，促使了自由、平等、人权等主流价值观念的形成，为民主法治奠定了基础”［2］。我国的中间阶层有着与西方中产阶级相似的特征（尽管两者也有巨大的差别），对平等权的认识比较全面。中间阶层是我国先富的一群人，他们不仅需要在经济领域实现平等，更追求在政治领域中实现平等权。同时，他们也重视实现形式的平等，“形式平等意味着法律和制度的管理平等地适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这天然地与重视程序公正的现代法治理念相符，“程序的公正，是以实践的方式来体现平等对待的观念。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既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想，也是政治社会的实践目的。从这种层面来说，平等对待更多地反映了形式平等的理念”。 2．权利意识———自由理念黑格尔指出，“伦理是自由的理念……在自我意识中具有它的知识和意志，通过自我意识的行动而达到它的现实性”,亦即自由是人的精神本性，能解放被束缚的人性，强化个体的独立主体意识，确认主体地位，并争取主体权利。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权利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维权行为的自觉和必须。而权利主体意识和维权行为在中间阶层中发展得比较成熟和完善。一个阶层的文化品格决定了这个阶层权利意识的强弱程度，较强的权利意识也是中间阶层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之一。独立自由的伦理价值观，使得中间阶层对权利的维护具有某种认同感。中间阶层的权利意识和对权利背后体现的利益和自由的认识，以及通过合法途径，主动寻求法律保护，运用法制工具行使和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对于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方针具有重要作用。 3．参政意识———责任伦理“责任伦理”概念最初由德国著名哲学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20世纪初提出，而责任伦理学的兴起则源于德国学者汉斯约纳斯于1979年出版的《责任原理：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探索》一书。就责任伦理而言，中间阶层具备务实的态度和强烈的责任感，在慎独律己层面能为自己言论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在国家政治意识层面愿意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亦即具备特有的政治抱负。中间阶层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关注社会发展进程，大多能将自身发展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