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中外诗学对话现代文学论文.docVIP

泰戈尔中外诗学对话现代文学论文 对话是文学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中外诗学对话。正当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酝酿的时候，泰戈尔因获诺贝尔文学奖走上世界舞台，这种风云际会使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泰戈尔与中国现代诗人具有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受到共同的文学思潮影响，都面临诗学话语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复调语境。他们之间的交往接触和交流互动，形成一场中印现代诗学的深度对话。以泰戈尔为焦点的中印现代诗学对话是中国现代诗学发生期中外诗学对话之一例，其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一在东方，印度文学现代转型起步较早，率先完成现代转型的泰戈尔诗学，对后发的、正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现代诗学起了激发和促进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社团和流派的代表人物都与泰戈尔有过交流或接触，其中有精神的契合，也有思想的启示；有观念的碰撞，也有话语的激发。文学研究会是我国五四时期最早成立的、有组织有纲领的全国性文学社团，他们提出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的“人生派”。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谢冰心等人，或者与泰戈尔有非同寻常的交往关系，或者发表过评论泰戈尔的重要文章，是中国文学界与泰戈尔进行诗学对话的一个重要群体。其中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及核心成员之一郑振铎（西谛）是泰戈尔作品的主要翻译者之一，也是对泰戈尔表示极大尊崇和热烈欢迎的人之一。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期间，曾经先后三次出“泰戈尔专号”，使《小说月报》成为我国介绍泰戈尔的主要阵地。作为译者，他译的《飞鸟集》、《新月集》是我国出版最早的泰戈尔诗集。作为研究者，他连续发表了《太戈尔研究》、《太戈尔的艺术观》等重要论文；他的《太戈尔传》是我国第一部泰戈尔研究专著。泰戈尔访华，他亲自参加欢迎活动，并发表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欢迎文字。在他看来，泰戈尔是“乐园的伟大创造者”，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夜路中向前走的”一位先知和导师。在文学思想方面，郑振铎也有对泰戈尔的接受和共鸣。他在《太戈尔的艺术观》一文中对泰戈尔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他赞赏泰戈尔“艺术是人格的表现”以及“建筑他的这个真实的世界——真与美的生存世界——就是艺术的功用”的主张。这既是对泰戈尔艺术观的转述，同时也是自我阐述。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郑振铎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他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中首先批判了旧的“文以载道”和“娱乐消遣”两种文学观，然后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泻于文字上的。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他认为“娱乐派的文学观，是使文学堕落，使文学失其天真，使文学陷溺于金钱之阱的重要原因的；传道派的文学观，则是使文学干枯失泽，使文学陷于教训的桎梏中，使文学之树不能充分成长的重要原因。”又进一步指出：“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感情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这样的情感表现论的文学观，与他所转述的泰戈尔的艺术观非常接近。在《什么是艺术》中，泰戈尔阐述了他的“情感剩余”论，认为人除了满足生存需要之外，还有大量的过剩精力；人的知识（即理性）的剩余，形成了科学和哲学；人的利他主义的善良的剩余，形成了伦理学；而人的情感的剩余，形成了艺术。他明确指出：“人有着情感能量的蕴藏，这种能量并不完全用于他的自我生存。这种过剩的情感在艺术创作中寻找他的出口，因此人类的文明是建立在他的过剩之上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一切真正的艺术都起源于情感。”当然，情感表现论不是泰戈尔的独创，郑振铎的情感表现论也不一定全部来自泰戈尔，但郑振铎毕竟在其论文中转述过泰戈尔“艺术是人类剩余情感的发泄”的观点，二者的话语表述方式也非常接近。创造社是我国五四时期非常活跃的、影响较大的全国性文学社团之一，以“为艺术”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文学界独树一帜，形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的“艺术派”。创造社的发起人郭沫若是我国最早的泰戈尔接受者之一。1914年他初到日本时，正值日本出现泰戈尔热，他先读泰戈尔的《新月集》，“生出了惊异，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新隽永”。于是便到处找泰戈尔的诗来读。他还曾编过《泰戈尔诗选》寄出版社。由于有这样的机缘，他在思想上一度接近泰戈尔。发起成立创造社时，郭沫若虽然在政治思想和文化观方面已经超越泰戈尔，但在诗学思想方面还没有摆脱泰戈尔的影响。他为创造社成立而写的发表于《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的诗歌《创造者》，可以看作创造社的成立宣言，其中所表现的思想仍与泰戈尔有相通之处。他将创造视为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事业，“我知道神会到了，我要努力创造”。这与泰戈尔对“创造者”的虔敬非常相似。在诗的结尾他又高唱：“我要高赞这最初的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