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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西方信用特质和差别中西文化论文 一、传统诚信思想的特质 传统诚信是与宗法等级、血缘亲情、“家国一体”、“家国同构”以及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密切联系的，是建立在人格自律和血缘亲情关系基础之上的，是人们在血缘和地缘狭小的熟人范围内进行交往的凭借，主要依靠道德主体内心之诚和情感来维系的。因此，人格性、自律性和情感性是传统诚信所具有的主要特质。 1.以道德主体的道德人格为依托 传统诚信适用的范围是以血缘、地缘和人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是“在排除商业功利关系的宗法血缘人伦关系中的行为规范，是建立在血缘亲情、朋友情义、社会人情和封建国家宗法关系基础上的一种道德精神。”［1］其实质是建立在道德主体人格基础之上的。在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仅局限于地缘范围之内，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社会主体的地域，地域上的远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因此，在以血缘、地缘和人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里，道德主体是否信任他人往往取决于社会主体对他人道德人格的判断，人们信任那些被自己认为品德良好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来看，传统诚信是一种人格诚信。 2.以道德主体的情感为标准 传统诚信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人们的伦理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体现着温情脉脉的情感至上色彩和极为浓郁的人情味。在以家庭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和“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则更加强化了以情感为支撑诚信观念。这种植根于人与人相互信任土壤之中的诚信，在人们的现实社会互动过程中，能否做到诚信往往依据道德主体的道德感。由于主体诚信行为缺少功利要求，所以外在因素难以影响这种行为，主要依靠社会主体的道德情感来决定。这种出于情感的诚信往往是非常主观的，人们容易对那些自己喜欢、感激、爱戴、尊敬的人做出承诺。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2］因此，判断他人是否具有信任度的主要标准是道德主体道德感。 3.以道德义务为本位 古代思想家提出的诚信思想虽然体现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诚信关系，但由于其植根于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封建等级制度，诚信的第一要义就是对封建王朝的“忠”，因而其意义是狭隘的，它并不是基于人际关系平等的诚信。况且，诚信要屈从于封建的道义，这也是“三纲五常”的要求。所以，传统诚信很多是不对等的、非自愿的，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纲”恰如张岱年先生指出的：纲是网上的大绳，常语云：“提纲挈领”，提起网上的大绳，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网。纲具有主导的作用。直言之，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君、父、夫均处于统治地位，前者拥有支配后者的权利，而后者只有听命于前者的义务；对婚姻忠贞约束也一样，只有弱势者的信用义务，而不是双方的共同义务；在“长幼有序”中，兄长、姐姐较弟弟和妹妹也往往处于优先的地位。因此，我们说传统诚信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要求不是对等的，它是一种具有等级性的义务诚信。 从上述的分析和探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文化中，诚信属于一种由人格信任、情缘信任和血缘信任所构成的伦理范畴和道德标准，强调的是道德主体的内心之诚和自律。它是建立在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仅局限在乡土社会的狭小范围和熟人之间，具有地域性和人身依附性，缺少开放性和广泛性。 二、西方诚信思想之内涵 西方诚信是基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而产生的，在人们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发现，如果求利者之间在合作中能以诚相待，按规则办事，排除主观情感成分的干扰，求利者的利益就尽可能最大化。为了保证利益的最大化，西方人更多的是用理性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用理性维护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而不为血缘、情感所支配、诱导。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比中国传统诚信意识更为具体和系统的规则诚信和契约诚信。西方诚信相比中国传统诚信而言，具有其显明的特征。 1.以主体的理性为依据 西方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础是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生产方式,基于商品经济和法制文化基础上的诚信,更多地体现了理性至上的观念，以理性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2.以规则和契约为表征 西方诚信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契约关系上，具有平等性。在西方社会，平等、分权观念历史悠久，古希腊哲人极为重视和倡导的个体平等的哲理思想影响深远，为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诚信建立了一个观念平台。而在近代，西方社会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彻底地打破了人身依附关系，实现了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