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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精神之主潮的贯通现代文学论文 摘要：文学创作方法是作家艺术地认识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基本方法，它客观地存在于文学创作实践的过程中，并通过文学作品反映出来。这些作品无论怎样充满了独特的个性特征，但却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一些共同性的创作规律。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其创作理论的形成绝非偶然，绝非一成不变，尤其是现实主义精神的贯通与传承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古典传统现实主义、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疑问地构成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三大理论渊源，并由此推动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建国后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和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三次高潮。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 现实主义文学 诗学 20世纪中国文学之于现实主义，远非一个创作方法的简单采借和运用，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于文学内里织人与贯通的根本性问题。精神的内存和依凭，使得百年文学之诗学质涵有了鲜活的常青生命力。从史学格局看，现实主义精神的以一贯之和边界的不断扩容虽已为学界所共识，然而每当面临文学新变时，其理性思维的游浮与疑虑又导掖着认知上的迷失与盲乱，致使现实主义这一知识学问题在百年文学中备受逼仄，几经沉浮而又命运多舛。新近，直逼“三农”问题的《我是刘跃进》(刘震云)、《高兴》(贾平凹)、《马车》(孙惠芬)三部标志性作品的出现，又一次彰显着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永恒生命力，及其在新的文学语境下其质涵的更加放阔与充盈。因此，挖掘和考理百年现实主义精神这一知识学理论渊源和艺术魅力，就有着廓清其理论困惑与浮躁的学理性认知意义。本文从两方面就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百年贯通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变形与放阔的流变史作一史线性阐发。 一、现实主义精神：主潮的贯通 勾画和考量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百年文学，其中国古典传统现实主义的潜在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作为一种文学精神要素，深深地嵌入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每一个历史进程中。高尔基认为：“在文学上，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较早开创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先河的梁启超认为：小说一方面能“常导人游于他境界”；另一方面还能将人之种种生活状态和思想感情“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王国维也认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这些论述都是基于文学的两分视界，但实际上无论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其内在现实主义精神的主体要素是明显的。以中国文学的发展为例，《诗经》里的作品既有如《国风》关注社会的现实精神，也不乏有率意直言的浪漫情怀；《离骚》既体现了屈原爱国主义的现实忧患，也表达了其冰清玉洁的刚烈火焰；诸子百家中既有反映直接参与改造社会生活的现实行为，也充盈着诸子时代纵横捭阖的生命豪气；《史记》中既有大义微言、信笔实录的春秋笔法，也有大风飞扬、义薄云天的人杰鬼雄。可以说，《诗经》和《离骚》分别开辟的写实原则和幻奇手法，诸子百家和《史记》分别开创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均深深地影响和规定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基本总体基调。汉魏两晋时的建安风骨和玄学清谈延续了这一基调，唐代的诗学气象在李白和杜甫那里得到了相得益彰的继承。宋代以后，中国文化中心东移南迁的态势，整个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很大的改变。元、明、清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回光返照、达到另一个光辉顶点的时代，又是中国封建王朝逐渐走向没落、萌生新生的痛苦涅槃。从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观念之演变来看，从《史记》至《红楼梦》就是一个从信实到真实、从实录到写实的逐渐演变和不断分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史学的信实现实提升为艺术的真实观念、从实录精神提升为写实理论的过程。通过这样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才最终确立了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精神、审美体系和诗学原则。这说明，中国文学传统中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从创作精神方面的结合已经源远流长，从审美体系的构成方面出现了双水分流的渊源流变，从诗学原则方面呈现为双峰对峙的壮丽景观。 一般认为，中国文学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主要以抒情文学为主流和正宗，相形之下，叙事文学一直居于次要地位。这既有客观的社会方面的外在原因，也有中国文学传统自身演化的内在原因。当叙述体式的小说被笼罩在史传传统的浓重阴影下，叙述文学的成长是多么的艰难!石昌渝先生这样说：“史传在文体中孕育了小说，换句话说，小说来源于史传；但是史传在精神上阻滞了小说的发展，小说克服了史统的强大阻力之后才走上康庄大道。”史传创制的叙事方式为后世文学提供了基本叙事模式，而史传中记叙历史的秉笔直书的最高原则和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创作精神。 综上所述，从宋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