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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音乐生态环境 一、破旧立新的历史环境20世纪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独裁统治等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使紧张、忧虑不安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战争撕碎的不仅仅是欧洲和整个世界的格局，也不仅仅是人们对于一个美好世界的渴望，并且切断了未来与过去的联系。战后的世界以一种加速度向着现代社会而去，这种变化必然会在艺术和音乐中有所体现。反映在音乐中，就出现了许多带有强烈刺激性、夸张，甚至怪诞的作品。绘画艺术中出现的达达和超现实主义，反人工控制、自动写作的思想和实践打开了艺术创作的一扇门，通向结构的反面，即解构，从而造成传统言路的断裂。这种断裂的普遍化是二战后出现的。具体音乐、偶然音乐尤其是后者，率先将传统以来一直到现代主义的音乐所具有的“主体发展逻辑”或“对比统一”的有序性打破了。按贝尔的话说，偶然音乐、概念音乐、环境音乐等无序化、行为化的作品“溢出了艺术的容器”。20世纪音乐，显然是经过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过渡之后，作为一个极其独特的风格样式成型，并且，与其之前的所有音乐风格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强烈反差。它全面变换音响结构方式，并极度关注音响本身。如果用极端方式对20世纪音乐做一个定位的话，一端是走向更高度的组织化，比如序列音乐，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极其复杂并且极端理性的音乐；另一端则是走向更大的自由，比如偶然音乐，在这里艺术已不再反映生活，反而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像生活一样的不确定。进一步看，两者的内在走向，就是有序和无序，以及美和非美的样式。［1］20世纪的社会和文艺思潮变换复杂，哲学出现了存在主义，心理学诞生了弗洛伊德学说，绘画发展出表现主义，文学诗歌涌现出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等。艺术是相通互连的，同一时代音乐家的创作往往会与这些人文思潮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20世纪音乐作品里，无论是在内容的选择还是技法的运用上，都可以发现作曲家们在努力地发掘、探索、调动一切可能的因素推陈出新。向由来已久的传统挑战，追求艺术表现手法的不断更新，历来是音乐家们的共同追求。为此，音乐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年来形成的审美标准不仅失去了光环，甚至遭到排斥和反叛。这种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性转型并不是孤立的，“世纪末”转折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被称作西方音乐“现代性”的萌发期。此时，欧洲处于“世纪末”的焦灼和混乱之中，传统的观念和标准风雨飘摇，文艺思潮空前活跃。音乐在经历了19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冲刷后，正在发生深刻的裂变。统治西方音乐近300年的传统建构开始土崩瓦解，德奥音乐的支配地位趋于丧失。新潮的音响和技法已在形成，各种音乐流派和音乐思潮层出不穷，相互重叠。作曲家们依据各自对传统和未来的理解，在创作中采取了非常不同的策略和技法。［2］20世纪音乐之所以与其之前所有音乐风格样式形成如此截然不同的强烈反差，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崭新的。20世纪西方“现代性”文化逻辑深埋在它的历史中。从理性崛起到理性独白，再到反对理性中心主义，形成了一条比较清晰的轨迹。人们逐渐地发现，“音乐”这个词慢慢地被“声音”所代替，它传达了一种新的欣赏态度，“新的声音，要有新的听法。不要力求听懂，而是要注意音响的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现代音乐并不是以一种形态出现的，但是无论怎样，各种可以被称作是现代音乐的音乐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说对和声功能的破坏，比如说不稳定的节奏或者根本毫无节奏可言，比如说对于普遍意义上的噪音的运用，比如说对发声乐器的功能的再定义。从90年代中期电子音乐大爆发开始，几乎所有的音乐都带上了电子的味道，甚至世界音乐也成为了电子音乐中的一种素材而被经常地使用。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当音乐家面对的可能性更多的时候，音乐就更多的是在于选择而不是创造，而这样的选择总是会伴随着某种泛滥的趋势。二、科技催生的创作环境现代音乐的始端就是基于一种和古典主义决裂的概念，而在这个概念之上随着科技，或者说材料的发展而跟进，并且整个音乐的未来都将必然和科技的变革和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由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革命所引发的现代技术革命，始于20世纪40至60年代，人类科学在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空间技术、激光技术等方面都得到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微电子技术的产生和迅速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及其在各个技术领域的广泛应用，使现代技术革命更加明显地展现出以信息革命为核心的特征。现代技术革命给人类的生产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是无法抗拒的，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的音乐生活也随之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8年，法国作曲家皮埃尔·舍费尔创作的《地铁练习曲》，不用乐器，不用人声，直接使用“具体的声音”来制作音乐，把车轮滚动、喷汽、汽笛等声音进行拼接、录制而成。通过电子技术手段，作曲家皮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