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主张自由主义文学思想中国文化论文.doc

老舍主张自由主义文学思想中国文化论文 老舍1949年以前的创作是以文化、文化改造为特色，这使其有别于以社会斗争为主旨的左翼文学。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革命、救亡三大主题演变中，是“救亡”贯穿于老舍的全部创作。 老舍和巴金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带着来自“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相继出国，而分赴英、法，并且都是在国外真正开始第一期创作的。然而，体现在两位作家创作中的“启蒙”主题却相去甚远。 巴金接受的是法国激进革命的思想，以强烈的“个人主义”抨击儒家文化、东方伦理。这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潮实现了合流，成为业已落潮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尚存的支流。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是“革命”姿态，亦即施行“思想革命”或“文化革命”，其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传统文化的“根本”。“新文化运动”体现在文学上的“启蒙”主题，影响最为深远的要算是“国民性批判”。《阿Q正传》作为“国民性批判”的范本，不是只在写国人性格中的负面，也不是只在具体的揭示中华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病态心理。《阿Q正传》暴露的是“国民的魂灵”——鲁迅及其同时代的留日学生惯借日语“国民性”来称呼它。它本是一国或一民族全体所共有的文化心理。在鲁迅笔下，中华民族的灵魂就是“阿Q精神”，中国的国民相就是“阿Q相”。鲁迅揭示中国“国民性”，笔端指向的是传统文化。他认为儒学经典是国民性病根之所在。 老舍的《二马》（1929）集中地体现了作者批判“国民性”的旨向。落后的“国民性”代表老马，身上也集中了阿Q的几乎所有的弱点：愚昧、迷信、懒散、卑躬屈膝而又一味地讲究“体面”……老舍将其置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这样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去，“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不同”1，批判体现在“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老马身上的落后的“国民性”。 与“新文化运动”所不同的是，老舍批判国人身上根深蒂固的弱点时并不数典忘祖，不将其写成来自民族祖先的遗传基因。《二马》描写缺乏现代人观念是老马最严重的弱点。他轻视从商，不事经营，坐吃山空，又死要面子，而为了挣点英镑以给英国房东太太买礼物，竟然在英国人制作的侮辱中国人的影片中扮演角色。更有甚者，当英国将军要出兵中国，他也规规矩矩地站起来说：“欢迎英国兵！”老舍将此写为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病态心理。作品通过小马分析道：“我父亲那一辈的中国人是被外国人打怕了，一听外国人夸奖他们几句，他们觉得非常的光荣。他连一丁点国家观念也没有……” 老舍的文化改造方案，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扬弃、建设、发展。这与胡适、徐志摩的社会主题相似，同属自由主义文学的渐进主题。在批判民族性格负面的同时，老舍也努力挖掘民族性格优秀的一面。《二马》就是为了驳斥当时在英国流行的把中国人写成“一种奇怪可笑的动物”的作品而写的。李子荣代表着我们民族性格的优质。他勤奋、自强、务实，虚心学习英国的商业思想、科学精神。他身上的优质不只在于“会办事挣钱”，还在于他“心神健全”。而《二马》的整个情节过程就是小马告别老马的病态人生，使自己的性格趋于健全的过程。 老舍的作品显示了我们传统的民族性格中所缺乏的现代人观念，只能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培养才能获得，断然不能对西方文化、特别是“个人主义”作肤浅而拙劣的模仿。老舍对建立在卢梭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极端个人主义压根持尖利的批判态度。他说：“卢梭的极端自由，是不能不走入返于自然的；但完全返于自然，则个人的自由是充分了，同时人群与兽群的群居有何不同呢？”2他以极为鄙夷不屑之笔塑造了一系列个人主义“新潮”人物：《老张的哲学》中的“中西调和先声”南飞生，《赵子曰》中的“新派人物”赵子曰，留学回来的文博士（《文博士》）……他们身上集中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糟粕，形成了糟粕混杂的“中西混血症”。 这样，老舍创作中的“文化批判”便呈现为“双向批判”。老舍不仅与民族虚无主义，也与“全盘西化”思潮格格不入。老舍与欧风美雨浸润的二十世纪前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就严格意义上说，老舍不属于“新文化运动”。 对于西方，老舍最坚决拒斥的就是西方人的东方观中所包藏的西方霸权主义。他说五四爱国运动使他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种认识是他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之一。3他赴英前一年发表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小铃儿》就通篇闪烁着反帝锋芒。《二马》的创作动机就是针对西方人的东方观的。小说故事开端就揭露了有着二十多年中国传教生涯的伊牧师的“帝国梦”：“他真爱中国人：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老舍笔下的“启蒙”主题不是根据这样的西方传教士的视角创作的。恰恰相反，他是将西方霸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