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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蜕迹”与“文史通义” ———钱钟书对“六经皆史”说的超越 王达敏 徐庆年 本文讨论钱钟书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阐释与超越。钱钟书的思路是溯源流、观会通、辨同异，并将其转换成为“精 神蜕迹”—“文史通义”说。本文通过钱钟书对加赛德的论述上溯狄尔泰的精神科学，追问“精神蜕迹”—“文史通义”成 为可能的条件；通过钱钟书与海德格尔对于语言理解的比照，进而追问精神科学成为可能的基础。此说一旦展开，就 会显现出这样的内在结构：诗意言说→精神科学→精神蜕迹—文史通义。这一结构有三个层级，其中居前者为居后者 奠基。 20世纪40年代，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把章学诚与袁枚作比较，说章氏虽“痛诋子才”而“论 ① 学大义，与随园说诗要指，实如月之印潭，土之就范，无甚差异”。比如，随园主性灵为诗，实斋 主识力为学；随园讲“古有史而无经”，实斋则有“六经皆史”之说。为阐发并超越“六经皆史” 说，钱钟书将早于章氏提出此说的学者“捉置一处”，追溯源流而不迳为之谱牒，观其会通而不 泯同中之异，把这个几乎题无剩义的古老命题转换成“精神蜕迹”—“文史通义”之说，为传统 学术思想乃至人文学科研究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 一、“六经皆史”说涵义 要了解章氏“六经皆史”说涵义，先须对“六经皆史”中的“经”与“史”做出解释。章氏《文史 通义》对“经”的界说大致有两层意思。第一，“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制度，见于政教行 ② 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第二，孔子“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 ③ 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命其书为经”。 至于“史”，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史”指“府史”与“五史”。前者是古代朝廷中的图书保 管员；后者则是朝廷中运用这些图书档案的文职官员。“府史”与“五史”的关系是“五史以卿 37 文艺研究2010 年第8 期 士、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浩、图籍、章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折，必曰史 也”。其二，“史”指文献档案，还指“时王制度”与“当代典章”。因此，不能“舍今而求古，舍人伦 ④ ⑤ 日用而求学问精微”。其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也就是说，史具有 事、文、义三个维度。 从《文史通义》看，章氏“六经皆史”说有三层含义。第一，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天。他 ⑥ 说：“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在他看来，宋学有“空谈义理”之 弊。“天人性命之说，不可以空言也。……儒者欲尊德而空谈义理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 雅也。……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 ⑦ 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第二，主张即 器明道，反对“道不明而争于器”。在他看来，六经皆器，时人除空谈义理外，还有一弊，即“道不 明而争于器，实不足以竞于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辩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 ⑧ 察也”。“器”与“道”相对。何谓“道”？“道者……皆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