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讲 科技进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ppt

第五讲 科技进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王建安 浙江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一、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技术创新学派与制度创新学派之争 熊彼特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最早提出创新概念 引进一个新的产品 采用一种新的工艺 开辟一个新的市场 获得一种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 实行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 所以，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组织创新或制度创新。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可惜，熊彼特之后的创新学者，分离为彼此独立甚至对立的两个流派：技术创新学派和制度创新学派 技术创新学派强调技术创新是促进增长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其代表作是，索洛于1957年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一文。 该文在历史上首次给出了一个测量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规范方法，即计算产出的增长率扣除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后的“余值”法 技术创新学派认为，这个“余值”就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度量 制度创新学派强调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反问道：当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不变，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就不能增长了吗？ 其答案是，显然不是。其代表作是诺斯于1968年发表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根源》一文 该文通过历史计量学研究表明：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创新，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生产率却有了很大提高 诺斯的解释是，尽管这期间没有重大技术创新，但由于海盗对商船的私掠活动的减少，以及经济组织和市场制度的改善，海洋运输成本降低了，因而生产率大大提高 所以，在这两个半世纪里，海洋运输生产率的提高其根源不在于技术创新而在于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学派与制度创新学派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 其实，索洛根据产出增长率扣除要素投入增长率贡献而得出的“余值”，是把导致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即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效率的提高，在统计核算上分解了开来。 确切的说，“余值”代表了要素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要素效率的提高既可源于技术创新，也可源于制度创新 所以，索洛的理论也有其制度含义 至于诺斯对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上述解释，罗森堡曾提出过如下中肯的批评 简单地说，其原因应该用制度环境的变迁对技术扩散的影响来解释 其实，早在1600年荷兰人就已经发明了一种商船——荷兰长笛，因为其索具设计简单，船体制作轻巧又不装备武器，故而制造成本低，驾驶容易，需要配备的船员减少，载货量增加，所以可以大大提高运输效率。但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很长时期内荷兰长笛仅限于在已经消灭了海盗的波罗的海上运载货物。后来，随着海盗及其对商船的私掠活动在其他海域逐渐被消灭，这项海洋运输技术才得以广泛应用，从而使得整个海洋运输业的生产率大大提高 所以，确切地说，技术创新及其在适当的制度环境匹配下的扩散，才是海洋运输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所在 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匹配：一个理论框架 经济发展中的周期现象：长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约50~60年），还有中波和短波 熊彼特曾用其创新理论作过纯技术经济的解释：技术创新在时间上的集群(clustering) Freeman和Perez提出了一个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匹配而实现经济增长的理论 用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与社会制度框架（socio-instiutional framework）之间的一种匹配（match）或失配（dis-match），来解释康氏长波 为说明这一理论，需先介绍Freeman的创新分类法（根据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来分） 渐进创新，对现有产品和工艺的不同程度的改进，个别效果微小但累积效果明显，如空调中引入变频技术 根本创新，创造全新的产品和工艺，个别效果明显但影响范围是局部的，如人造纤维 技术体系的变革，一系列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相互关联的根本创新和渐进创新的组合，并常常伴随着相应的组织创新 ，导致新的经济部门的产生，如火车运输系统 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指“技术体系”的某些重大变革，由于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于对整个经济系统都有重大影响。这里不用“技术范式”而用“技术经济范式”这种表达方式，原因是要强调这种变革包括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如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的引入既包含了技术创新又包含了相应的组织创新乃至某些制度创新，如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上的创新，因此远远超越了特定的产品技术或工艺技术的范畴 按照Freeman和Perez的理论，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要在旧的范式中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孕育期和竞争过程 它必须首先在一个或几个产业部门中被证明是有潜力和可获利的、能够实现生产率的跳跃式提高。而它在整个经济中的成功扩散只有在经历了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