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梅、郭梦荫-税制改革对城市发展影响的空间研究-修改.doc

税制改革影响城市发展的空间研究 孙 红 梅 郭梦荫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税制改革在刺激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本文基于近年全国285个城市税改政策与城市发展的空间面板数据，设计城市发展的综合指标，运用面板空间滞后模型分析税改政策影响城市发展的情况。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宏观税收收入用于城市发展的份额偏小；增值税的改革需要进一步扩大范围；房产税对房价的调整作用不明显；个人所得税对缩小贫富差距至关重要，但还需要改革与修正；现行税收体系存在地区不平衡的问题，不利于城市发展；税制改革对促进城市综合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税制改革；城市发展；空间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０　文献标志码：Ａ 一．选题说明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税收改革的政策，包括税种、税率、征税范围、税收优惠等众多方面，从2006年取消农业税开始到2014年“营改增”税目继续扩大范围， 4次调整所得税、2次调整房产税、新增车船税、修订资源税等，涉及多种产业领域的多个税种。但是总体税收政策改革比较倾向于促进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由于城市经济涉及制造业等基础性产业和生产、生活服务性产业，所以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变革会对城市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税收政策促进城市经济和产业发展、调节国计民生、引导经济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是对城市发展全局的调控。那么税收制度变革对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影响是否显著？尤其是不同地区的税收政策对城市发展是否存在空间交互的影响？是否有挤出效应？税收制度如何设置才能更好地促进城市发展？这些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税收和城市发展的研究偏重微观，主要探究的是某项税种改革的历程与影响、对某个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发展前景的探讨。Thomas Luce(2003)对税收增量融资（TIF）进行专项研究，表明该机制允许在财政拮据的城市资助地方财政投资，但是通过对美国密苏里州法律的研究发现，TIF的滥用也会导致城市之间的不良税收竞争从而增加城市或地区发展的风险问题；Allan T. Ingraham（2005）通过对美国德克萨斯州北部城市的零售消费业与城市经济增长进行回归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零售销售业增长率低于93%的情况下，税收增量融资确实可以促进城市发展，,大部分城市零售业的增长率未达到93%的临界水平，所以TIF方法是可行的[1]；Andrew MacLarana和 Laurence Murphyb（2006）对爱尔兰政府对城市内不动产所有者和投资者所提供的房地产税收优惠政策引致的一系列结果进行分析，认为税收优惠的激励制度在以地区为基础的房产置业方面可以促进内陆城市的更长远发展[2]；Sandra ?tucere、GunitaMazūre（2013）对于拉脱维亚的不动产税的修订、改革的历程做出了概括总结，表明不动产税的主要收入应用于城市发展方面[3]；BhishnaBajracharya等（2014）提出了一个“智能城市”(Smart City)的名词并通过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城市的案例研究，结合当地立法机关出台的相关促进城市发展的政策，认为当前社会除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城市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包括教育程度、文化街区以及市民高品质的生活等综合水平都是形成“智能城市”的因素[4]。 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较为宏观，注重税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关系进行了论证。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4）在对宏观税负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中国的税收具有“全民性”，以及对资本具有“宽容性”，即表示中国的税收覆盖范围为全体国民；蔡成斌（2014）认为地区间的税收存在分配和转移机制，由于一、二、三线城市的税收优惠程度是依次下降的，企业可以采取分两地注册、跨地区经营等方法避税，地区之间税收政策互相影响作用明显[5]；彭艳芳（2014）依据1994至2012年的数据资料分别对营业税、增值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增值税比营业税“更健康”，“营改增”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正效应，“营改增”的税制改革需要继续推行[6]；赵军芳（2014）以山西省1994分税制改革为截点，用2012年中国税收情况及GDP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决定税收，税收促进经济增长[7]；邢雯佳（2014）通过对2000-2011年国家税收收入及第一、二、三产业的增长情况结合税改政策进行分析，认为税收增长对第三产业的依赖度较高，与第一产业的增长反向相关 [8]。李红、王彦晓（2014）基于1995-2011年度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索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并证明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金融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且金融集聚可以促进区域内城市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