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务工人员打工决策-王敏瑶(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姚洋).doc

王敏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6年5月 说明 时光荏苒，转眼间一个学期的“发展经济学”课程已接近尾声。我也终于能将一个学期以来对现实问题的一些思考进行整理，对亲身实践和访谈中的切身感受加以反思，最终落实成文字，以待修改和完善。 在此，首先我想对姚洋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姚老师治学严谨，知识渊博，为我们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姚老师在指导我们撰写论文的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了自由发挥创造力的舞台，让我深深体悟到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安徽作为最早实现包产到户的省份，农民在大面积实现增产增收的同时，不仅建立了很多乡镇企业，也开始走出农村，寻觅新的出路。他们涌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人数之多以至于被人们称为“民工潮”。对这一现象，不少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予以盛赞，被视为继大包干、乡镇企业之后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孟昭杰，毛孟旒，1994）。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步步推进，农民已经不拘泥于在自家的土地上耕作，有的开始筹办小型养殖场或者其他乡镇企业，有的则开始离土离乡，到大中城市开始从事家政服务等行业。政策上虽然没有对这一现象有明确的反应，但是在计划生育、农村税费征收方面，还是有一些明显的歧视性条款。相应的，这一时期的劳动力流动，也主要以自发的小规模流动为主，没有组织，较为盲目。受传统观念的作用，打工收入并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因此他们的打工时间具有季节性的特点。农民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只能从事一些重体力劳动，有的则开始从事副业经营，比如修鞋补锅之类，或者涌入劳动密集型行业，成为服装厂、玩具厂的流水线工人，由于劳动力市场尚未规范化，他们想挣得很多收入也是相当困难的。（陆训，2004） 农民大规模跨区域迁徙则始于80年代中期，成“潮”于80年代末（齐同现，1995）。准确地说，1989年春节铁路客运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拥挤状况，使得媒体惊呼，民工潮来了！以形象表明这一现象的来势汹涌（陆训，2004）。这时农村包产到户带来的一次性收入增加已经完成，农民开始向外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的政策，呈现出从控制到规范的特征。具体来说，由于最初的农民工进城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往往在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成为城市游民，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所以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主要以控制盲流为主。渐渐的，由于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且小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受到怀疑，民工潮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控制的力度有所减轻。但同时，越来越多由于管理不善而形成的社会问题也使得人们对民工潮的进一步发展提出质疑。在没有更有效措施的前提下，这一时期有非常多的歧视性政策，农民工一方面要受到城市“暂住证”等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常常被执法人员没有章法的检查所伤害。 由此可见，民工潮的出现是有很强的必然性的，它是乡镇企业无法吸纳更多劳动力所必然的结果，也是农民实现自我分化的一种形式。同时，民工潮又有很强的区域流动特征。由于东部沿海地区资本密集，所以吸引了大批民工。民工潮虽然以进入城市为主，但也有很多跨省区的农村内部的人员流动。甚至开始有一部分民工实现了举家迁移（孙自铎，1995）。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目前，常年外出民工约6000万，跨省流动民工约3000万（沈光文，穆延，1996）。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民工潮彻底不再是“盲流”而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打工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打工以小手工业者和体力劳动者居多。他们往往从事建筑、服装、餐饮、电子生产等等，与我国当时的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相吻合。但他们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停留在出卖劳动力的阶段上，他们开始越来越自觉的学习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为即将出现的民工回乡热潮做好了准备（马小红，2002）。 伴随着部分年老民工因为年龄、身体等原因回乡，以及更多的年轻民工外出打工，民工潮出现了在城乡之间不断流动、交汇的特征。一部分民工回乡后，不再重新从事原来的农业劳动生产，而是利用自己带回的资金、信息、技术优势开办了工商企业，成为了农村发展的生力军。这些创业的人主要以中年人为主，企业也多是小型企业。经营的项目很多并没有脱离农业，而是在充分发掘地区优势的基础上有效地向加工型、综合性产业发展。创业的地点也多集中于信息、交通、设施便利的乡镇和县城，而打工的背景和打工过程中获得的在市场中求生存发展的丰富经验也成为了他们创业成功的关键保证（王西玉等，2003年）。 同时，在外打工的民工也不是仅仅涌向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出现了向西部迁移的特点。由于沿海地区产业升级较快，对打工民工的年龄和学历要求更高，很多不能胜任的民工开始向内地转移。起先是东北部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