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研究分析.docVIP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霍夫斯塔德（Hofstede）和他的同事跨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分析工具，对文化因素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并利用1995年世界最大500家公司的面板数据等， 对文化因素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显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和合作性三个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文化因素对我国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问题提出及相关文献回顾 尽管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作为常识基本上为人们所共识，但是，将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学领域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几十年前，马克斯·韦伯（1958）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表，可以看做是经济学领域对文化因素进行研究的里程碑，不过，马克斯·韦伯揭示的是新教伦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没有针对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视角将文化因素纳入制度分析框架之中（诺斯，1981），促进了经济学领域对文化因素的研究。近期，福山（1995）的著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出版，可以说是系统探讨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真正开始。我国学者从不同层面对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王询（1999）将人际关系模式引入企业和市场的分析方法，张维迎（2002）关于信任的研究，杨春学（1998）对市场伦理基础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文化因素难以纳入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因素定量化的困难。近期，荷兰国际文化合作研究所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及其同事在跨国文化方面的实证研究取得突破进展。只是由于他们的论文大多发表在管理类刊物上，在我国经济学重要刊物上尚未看到有关的介绍。霍夫斯塔德等在早期研究中，将文化差异分解成四个维度（Hofstede, 1983, 1984; Franke, Hofstede Bond, 1991）：个人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ism）、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刚柔性（Masculinity vs Femininity），在后期的研究中，霍夫斯塔德等（Hofstede Bond, 1988; Hofstede, 1999）将文化维度扩展到五维，增加了长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 or Confucian dynamism）第五个维度。霍夫斯塔德等研究的一个突出方法是对文化维度进行统计调查，借助于IBM跨国公司的2万多名员工和香港的中国文化联结（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机构的调查，将文化维度定量化，目前样本空间已由最初的20个国家扩展到50多个国家。另外香港的中国文化联结机构，还以东方文化的构面为基础，发展了四个文化维度，包括合作性（Integration）、仁爱心（Human Heartedness）、道德纪律（Moral Discipline），以及被霍夫斯塔德等扩展的长期导向。许多学者（如Li, Lam Qian, 2001）借助霍夫斯塔德等的文化维度概念和分析方法，对文化因素本身、文化因素对交易成本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 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霍夫斯塔德及其同事开展的文化维度，以及相关的统计数据，给文化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考虑问题的相关性，以及文化维度统计存在的问题（如，Yeh Lawrence, 1995），并注意到统计的显著性①，在本文中我们选择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长期导向和合作性四个文化维度进行研究。 1.文化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个人主义文化注重个体目标，相反，集体主义文化则更强调集体目标。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应当自己照顾自己和直系家庭，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期望他们的内群体或集体来照顾他们，作为这种照顾的交换条件，他们对内群体拥有绝对的忠诚。个人主义没有圈内（In-group）和圈外（Out-group）的明显差别，而集体主义却有明显的圈内和圈外的差别。 在个人主义社会里，以“我”为出发点，高质量的生活意味着个人事业的成就，个人价值实现和自我尊重，在法律的范围内并不注重面子等因素，而在集体主义社会里，以“我们”为出发点，高质量的生活意味着满意的工作，和谐的人际关系，所属小组利益的考虑，适度的举止和公众下的面子变得很重要。“自我尊重文化”和“面子文化”是两个文化维度差异的形象概括。 在个人主义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关联较松，以“我”为中心，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