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建构其复杂性.docVIP

、文化身份的建构及其复杂性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commitment）和自我确认（identification）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景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的或反对的。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视界，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 [13]认同既包括对现实的认同也包括对历史的认同，此外，接受者在认同于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对异质文化也会出现认同感并影响着对原民族文化的认同。建构是指动态的构造，强调了文化身份的历时性变化及共时性的多层面性。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是密切相联的，在认同中建构，在建构的同时确立新的认同。文化身份在今天之所以越来越重要，是因为人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产生了身份的认同危机，有种失去根基的迷失感。但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复杂的，不是静止不变的历史赋予，追求永恒的、纯粹的族性是不可能的，是极端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层面是非常复杂的，就群体而言，不但有种族的、民族的、阶级的文化身份，还有性别的文化身份。个体的文化身份更有建构的复杂性，出现文化身份的“混杂”现象。本文着重从建构的角度谈文化身份的流动性及其认同性。 （一）文化身份的历时性建构 1、静止的与建构的文化身份观 对文化身份的界定，历来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认为文化身份是天生固定的，静止不变的；一种是极端相对主义，认为文化身份是无法界定的。赛义德早就对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提出了批评，在《东方学·后记》中，他指出了第三世界的读者对《东方学》本质主义误读的失误。《东方学》的意图是解构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反对东方学家“从一个毫无批评意识的本质主义立场出发处理多元的、动态而复杂的人类现实的，这既暗示着存在一个经久不变的东方本质，也暗示着存在一个尽管与其相对立但却同样经久不变的西方实质，后者从远处，并且可以说从高处观察着东方”。[14]反对东方学家以静止地目光“凝视”并虚构本质的东方，解构欧洲霸权文化的中心地位，形成多元文化的共生，是赛义德的初衷所在。他从未试图建构本真的“东方”或“伊斯兰”，但第三世界的读者却往往把《东方学》当作抵抗霸权、为东方和伊斯兰等弱者辩护的书，并建构了本质的东方和伊斯兰，确立了新的二元对立，这必将加剧文化的冲突感。 赛义德反对静止的文化身份观，认为文化身份是历史的建构，“自我身份或者 ‘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15]因而，文化身份绝对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历史赋予。就某一群体而言，由于战争、历史记忆、政治、经济的影响，在文化身份上会呈现模糊性和混杂性。如中国香港文化，一方面由于历史记忆，它呈现出中华民族的特质。中老年作家用汉语写作，文本内容有深厚的民族历史底蕴和难言的民族情结。另一方面，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香港文化又呈现出他者的文化特质，民族情结渐渐淡化，影视片趋向娱乐、消遣、搞笑。青年一代对汉语已有所疏离，日常表达及写作大都用英语，这种外黄内白西式化了的青年的文化身份更加模糊，更难界定。当然，随着香港的回归，一切都在继续变化建构，但这需要时间来磨合，而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如果说香港文化的民族历史记忆与殖民文化冲突在形式上是温和的、渐进的，那非洲及黑人的文化则被一种暴力强暴了，其文化身份的建构更具复杂性。非洲有语言，但文化及历史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真正的非洲文学主要是口头上流传的。欧洲殖民文化因而对非洲进行扭曲和编纂，认为非洲根本没有文化和历史。殖民者把非洲看成野蛮、愚昧的同质共同体，把入侵者看成对野蛮的拯救，对不开化地区进行的文明洗礼。欧洲语言以一种绝对的强势压制非洲的语言，使其沉默失语。非洲人不得不借助欧洲语言表达自己，但发出声音的同时，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已经失质，想反对殖民文化，却依旧用着殖民者的语言。当然，应该指出的是，非洲各国和各地区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遭到语言暴力的是被殖民地区，而非整个非洲。即使遭到殖民的国家和地区，情况也有所不同。不能以一个同质的非洲抹平非洲的差异性，但也不能因差异而抹去被殖民国家和地区所遭受语言暴力的共同性，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我在此所说的非洲，特指遭受过殖民，因而也遭受到语言暴力的国家和地区。非洲知识精英，想“系统地清除意识上的殖民色彩和奴役色彩的外壳”，[16]想寻找并重建非洲文化。他们对欧洲殖民文学对非洲的误读和扭曲，提出尖锐批评，如阿切比就指出了康拉德《黑暗的心灵》中的种族偏见；尼日利亚的批评家如钦韦祖等批评了“20世纪出现的一种羽毛未丰的新产品，它由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用欧洲语言写成，并为这些非洲精英所阅读”，[17]认为这是被欧洲同化的表现，迎合了欧洲中心霸权的标准，暗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