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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sis submitted to XXX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Engineering 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与精神文明　　柯勒认为，“人类的活动是文明的活动，人类的任务在于创造和发展文明，获得持久的文明价值”;文明是不断地发展的，但它的进步不是简单的前进。新文明在现有文明中萌芽，两种文明兴衰相替，从而使新的文明价值不断推陈出新地前进。 　　他曾对文明这一概念作过这样的解释：“文明的实质，就法律哲学意义而言，是人类知识的最大可能的发展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最大可能的控制。”“我们所力求实现的目的：一方面是知识的文明，另一方面是新的生产和新的活动的文明。文明又可再分为美学的文明和控制自然的文明。了解一切，能从事一切，因而能征服自然，这就是文明发展的最终目标”。 　　他还认为，文明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分;两者密切联系，当物质文明脱离精神文明而前进时，将触犯道德生活的原则。 　　他主张，法律的要求是文明的要求，法律应最大限度地符合而不是阻碍文明。在文明的进化中，法律具有巨大作用。人类文明只能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设想，有一种制度，它规定每个人的地位和任务，负责维护已有的价值并不断地创造新价值。这也就是说，法律应支持文明的萌芽和压制反文明的因素。法律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维护个人的权利，但这并不是它的惟一任务，法律还必须维护全人类的，至少是全民族的文明价值。 　　因此，法律决不是像17、18世纪自然法学说所设想的那样，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地，法律必须使自己适应前进中的文明;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法律原则，社会的任务在于根据这些原则的要求塑造法律。“没有永恒的法律，适用于这一时期的法律决不适用于另一时期，我们只能力求为每种文明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 　　他又指出，法律虽然应该符合文明，但却并不一定符合，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可能并不理解文明的要求，为此，就应改变法律或将法律解释得适合文明的要求。同时，文明的前进是迂回曲折的，人类往往要经历长期的不文明时期，那时也会有适应不文明状态的法律，但如果人们能更好地理解法律，就会通过法律尽可能缩短不文明的时期，削弱相互敌对的倾向，更快地重建正常的进步状态。 　　他还认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交错是文明生活的主要杠杆。在人类活动中，个人主义是最大的推动因素之一，但个人主义必须与集体主义相互配合，法律原则应符合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趋向的运动。 　　庞德是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他的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的社会控制论，就是在柯勒关于文明和法律的关系的学说这一基础上提出的。他也主张，法律是和一定时间、空间的文明相联系的。就过去来说，法律是文明的产物;就目前来说，法律是维护文明的手段;就将来来说，法律是促进文明的手段。文明有两个方面，对外在的自然界的控制以及对内在的人类本性的控制。这两个方面的控制是相互依赖的。只有通过科学发达而实现对外在自然界的控制，才能使大量增长的人口得以平安和相对富裕地生活。另一方面，只有对内在的人类本性的控制，才可能实现科学的考察、试验和研究。保证和平、自由而不受干扰的条件对科学事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庞德又认为，“对内在本性的控制是通过社会控制来实现和保持的。这种控制是对每一个人的一种压力，旨在对他进行约束，以便使他尽力从事支持文明社会的行为而不从事反社会秩序的行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有三种：道德、宗教和法律。但从16世纪以来，由于国家垄断了武力的使用，所以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小限度的阻碍和浪费来尽可能满足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 　　从以上柯勒和庞德二人的学说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极为重视法律在促进文明中的作用，但他们却将资本主义的文明和法律解释为抽象的、超阶级的文明和法律，掩盖了文明和法律的社会性质或阶级本质。 　　柯勒强调了法律应促进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配合;庞德则强调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即用以尽可能地满足相互冲突的利益。这些观点表明了资产阶级法律在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的一个重大特征，所谓“法律的社会化”。这一现象意味着资产阶级法律在进入帝国主义后的一个重要变化。由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因内外矛盾的加剧，尤其是因为经济危机和对外战争、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对人类环境和自然资源等社会公共事务的剧增等原因，资产阶级要求充分利用国家权力和法律手段，以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大规模的干预、缓和社会矛盾或加强暴力镇压，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加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些就是他们所说的法律在促进文明中的巨大作用的实质。 　　三、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法律和精神文明的关系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它是以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