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性质和缘由.docVIP

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性质和缘由 现代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对于这些挑战的性质和缘由，国内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看法与此前相去甚远，乃至大相径庭。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评论者往往纠缠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和对立，90年代之后，却往往无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因素。如果说前者把哲学问题庸俗地“政治化”了，后者则有意无意促成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例如，法国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195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基本意图，就是揭露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神话”，拒斥历史的“偶像崇拜”，强调偶然的决定论，批评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必然性的幻觉。这种观点在冷战时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认为，纯粹的意识形态的攻击是不值一驳的。这里主要从学理的角度，探讨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阐明性质，分析缘由，从而做出有效的回应。 一、性质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特别需要明确的是，挑战并不意味着径直的对抗。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挑战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不少人都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哲学保持必要的乃至是高度的敬意，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批评和质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挑战，是因为他们主动地关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了。我们知道，自马克思主义产生特别是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现实的、历史性的存在，任何一个试图介入现实生活的哲学家，都不能无视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存在，不能不在和马克思主义的碰撞、对话和交流中实现自己的理论目标。 例如，就法国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克思主义对抵抗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法兰西获得解放，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享有了崇高的威望。结构主义思想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探讨如何解释社会变迁的问题时，就力图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正如他自认为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一样，他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结构主义，就其来源于杜克海姆、莫斯和索绪尔的一方面来说，仅适用于社会现象的同时性的方面；就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汲取，则相应的适用于历时性的考察。在“马克思主义者”一词的真正意义上说，斯特劳斯显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和许多同辈人一样感觉到，若要从事严肃认真的理论工作，就不能不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必要的尊重。 在结构主义兴起之前，存在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萨特很是关注和赞扬了一番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在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发挥强有力影响的时代氛围中发生的故事。萨特提出哲学创造的时代是罕见的，从17-20世纪之间，出现了三个哲学创造的时代：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以及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所有文化的地平线，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在哲学的辩证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处于必威体育精装版生成的时间序列中，是最有生命力的、是强盛的哲学。“马克思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①面对这样的情势，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超越，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重新发现一种已包含在人们自以为超越的哲学中的思想而已。 在苏东剧变、自由主义欢呼“历史终结”之时，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大声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②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抱乃是其解构策略的一种运用，其意图并不在于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辩护，而是为了祛除自由主义的新国际话语的“宏伟叙事”，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中打入离心化的楔子。富有历史性意义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思考是如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之上的。无论如何，我们今天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及历史“场域”中，处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无论这种场景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的，还是那些为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社会运动而做出的回应构成的，总之，马克思主义远未终结，它仍是有待澄清的问题、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一切思考和行动都不由自主地置于这种场景之中。 德里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态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福柯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虽然后来都告别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但是，曾经有一段时期，他们都信仰过马克思主义，甚至加入过共产党，这种经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福柯在巴黎高师读书期间，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老师阿尔都塞的介绍下，他在1950-1953年间成为法国共产党员。1954年同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时，他依然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