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依恋工作模式以及对婚恋伴侣不同形式关怀反应.docVIP

依恋的工作模式以及对婚恋伴侣不同形式关怀的反应 由于依恋理论的启示，作者检验了一系列由理论引出的预测。该预测是关于依恋的工作模式(由成人依恋访谈评估对父母的依恋; M. Main R. Goldwyn, 1994)以及由约会对象在一场压力大的冲突解决讨论中所提供的特殊关怀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伴侣首先要完成成人依恋访谈。一周之后，每一对情侣如何解决他们关系问题的情况将会被视频录制下来。训练过的观察者将对以下相互作用的程度进行评分：a) 情感性的，工具性的以及躯体性的关怀行为的表现;b) 关怀接收者对伴侣所做的关怀尝试的平静情况;c)每一对伴侣在讨论时所表现出的痛苦。当伴侣表现出情感的关怀时，对父母具有安全感受的个体被评价为更加的平静，特别是被认为更加痛苦的时候。相反地，当伴侣表现出工具性的关怀时，对父母具有不安全感受的个体被评价为更加的平静，特别是被认为更加痛苦的时候。这些发现更广泛的理论应用将会在本文被讨论。 虽然领悟社会支持的有利影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记载(Cohen Willis, 1985)，最近的支持研究却表明支持的接收者常常不能从社会支持中获益处，甚至有时会因此而情况更糟(Bolger, Foster, Vinokur, Ng, 1996; Bolger,Zuckerman, Kessler, 2000; Taylor, 2007; Westmaas Jamner,2006)。对于这些令人费解的发现，已经产生了一些解释。解释认为支持的提供者可能不够有经验，这些支持可能会破坏被支持者的自尊，或者是被支持者觉得欠了支持的提供者，又或者这些提供的支持可能将错误的种类提供给了错误的人(Bolger等人, 2000; Cohen Willis, 1985; Taylor, 2007).。 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调查了最后一种“配对”的解释。我们推测，由生命早期受到的敏感与不敏感的照顾所决定的个性特征，可能会在成年后，部分地决定从伴侣那里获得什么样的支持，能够最有效的镇静一个人。由依恋理论所指引(Bowlby, 1969, 1973,1980)，我们假设那些与父母有安全型依恋历史的成人，应该能够从他们的现任伴侣所提供的情感性支持中获益。同时，那些与父母有不安全型依恋历史的成人，应该能够从他们的现任伴侣所提供的工具性支持中获益。 成人依恋以及工作模式 根据Bowlby(1973, 1980), 依恋的经历产生的表征或者“工作模式”，会在之后的伴侣关系中影响行为，关怀以及感知。最早的工作模式在婴儿期以及童年早期形成，这些模式部分的是由和父母以及其他重要照顾者之间的互动中产生(van IJzendoorn, 1995).。在社会性的发展过程中，尽管中心的依恋模式不会改变(Main, Kaplan, Cassidy, 1985).，不同的依恋模式将融合成更综合的，更高层次的关于自我及重要他人的模式。在儿童期以及青少年时期，关于新的人以及新的关系的模式将在原来的模式上发展起来。因此，新的模式并不是与原有的模式完全独立的，旧有的模式会指导如何将关于新的人及关系的信息进行编码，加工，解释，储存以及最终表现出来(Bowlby, 1973; Collins, Guichard, Ford, Feeney, 2004; Crittenden, 1985)。 尽管已经知道相当多的关于不同类型的模式（例，面对恋人，面对父母）是如何与关怀行为相联系的，然而对于在可能激发依恋模式的情境下(参见, for example,Feeney Collins, 2001; Kunce Shaver, 1994)，不同依恋模式类型的人是如何对关怀进行反应的，却知之甚少。在一项由处理一条蛇引起压力的研究中，Mikulincer and Florian (1997)发现，当在等待处理蛇的过程中，有安全性恋爱依恋的个体，在于陌生人进行不论是情感性的还是工具性的沟通中均显示出更少的负面情绪。相反地，回避型的人，在于陌生人进行工具性的对话中显示出了较少的负面情绪，但在进行情感性的交流中显示出了更多的负面反应。矛盾类型的人，仅仅在工具性的对话后显示出更多的负面情绪。在一个关于一个伴侣感到苦恼并且需要支持的社会互动实验中，Collins和Feeney (2004)发现如果在一个很令人感到压力的任务之前（例如做一场录像的演讲），给回避型的人由伴侣所给的鼓励性的话语，他们会有负面评价。然而，如果在有压力的任务之后，给矛盾型的人一些鼓励性的话语，他们的感觉很负面。为了研究以安全感为基础的行为，Crowell等人(2002)使用安全感基本评分系统(Crowell等人, 2002)，调查了根据成人依恋访谈(AAI; Main Goldwyn, 199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