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人”危机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docVIP

“接班人”危机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 【摘 要】“当家人”与“代理人”的角色冲突，使村民组长的职责履行陷入双重困境；?低下的经济待遇和不可求的政治升迁机遇，使村民组长职位吸引力丧失殆尽，从而加剧了村民组长的“接班人”危机。稳固的乡村政治空间结构、强大的乡村社会资本以及双重角色寄托的延续，决定了村民组长“接班人”危机的解决不可一蹴而就。建议改进村民组长待遇制度，在乡村政治空间结构濒临崩溃、乡村社会资本面临瓦解的东部沿海农村，试行村民小组的合并或撤销措施，并伴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而逐步推广。 【关键词】乡村治理；村民小组；村民组长；利益激励 乡村治理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研究的重点，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都供给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1］。但是，这些成果关注的重点在乡镇和村两级，对于与农民生活最为贴近的村民小组及其“带头人”———村民组长，却缺乏应有的关注［2］，不仅研究成果较为匮乏，在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明显不足。从研究观点来看，学界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如下几方面：（1）关于村民组长任职问题的研究。有的学者提出应强化村民组长队伍建设，以素质好、有能力、有威望、乐于为村民办事为村民组长的任职资格［3］，这一观点没有注意到村民组长“接班人”危机的社会现实，缺乏可操作性。（2）关于村民组长作用的研究。有的学者提出应充分发挥村民组长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中的作用，使其成为改革发展的生力军［4］。有的学者提出应将村民小组法人化，并将村民组长定位为村民小组的法定代表人［5］，这一观点忽视了我国广大农村村民小组萎缩的现实，同时村民小组的法人化也必将使其与作为法人的村民委员会之间发生抵牾。（3）关于村民组长存废问题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取消村民小组，从而彻底废弃村民组长的职位设置［6］，有的学者则提出应继续保留村民小组，并进一步强化村民组长的职权［7］。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研究成果以抽象的理论分析为主，缺乏对农村实践的关注，没有田野调查等相关研究资料的支撑。 在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中，村民小组是村委会这一基层自治组织的法定组成部分；在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中，村民小组充任着农村集体土地经营、管理者以及发包人的角色；在数量上，我国有乡镇4万多个，村民委员会70多万个，而村民小组则达到365万之多［8］。村民小组的治理问题，是农村“软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农村的社会实践却呈现出村民组长“接班人”危机的严峻事实。笔者以对皖中C村多年调研所积累的资料为分析样本，尝试着解答诱发村民组长的“接班人”危机的诱发因素；广大农民如何认识村民组长的地位和作用；在深化农村改革的过程中，村民组长何去何从等问题。 一、现代化冲击下的农业村庄：历史进程中的村民组长“接班人”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在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对农村的冲击无疑也是剧烈的。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大量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转移。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造就了我国这个人口大国无人种地的农业危机［9］，也成为村民组长“接班人”危机产生的直接根源。从历史进程轨迹的逻辑出发，可以将村民组长的“接班人”危机置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观察，从而深入认识村民组长“接班人”危机的历史阶段性和不可逾越性。 （一）离农潮的兴起与村民组长候选人的匮乏 皖中C村地处江淮平原，江淮平原的地理特点之一就是自然村落(自然村)较多，但规模较小。通常情况下，由一部分临近的自然村共同组成较大的行政村。C村亦不例外，由9个自然村组成。至笔者最后一次调研(2014年2月16日)，该村总人口1544人，承包地1860亩，人均承包地约1.2亩。由于C村在地理位置上较为偏僻，至今由外来资金投入该村兴办的企业仅一家，但已停产，这使该村仍然处于以农业收入为主的传统经济结构中。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该村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陆续外出务工，至本世纪初达到高潮，这一点与全国其他地区农村的劳动力迁移状况并无明显差异，由此导致农村的新生代劳动力基本均处于离农状态。2014年春节之后，留守村里的人口共计827人，在年龄结构上，18岁以下的人口为69人，约占8.3%；60岁以上的人口为516人，约占?62.4%；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口仅242人，而其中87.2%的人口均为50岁至60岁之间。这种状况，使C村成为名副其实的“高龄化村”。在有的小组，甚至出现全部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老人的情况。这种人口结构，客观上使村民组长的候选人数量严重不足，在每个村民小组均必须配备组长的情况下，只能由老龄人口出任组长，同时也必然产生村民组长长期无法换届的情况。 C村的小组划分，基本是以自然村为标准。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人数较多的5个大自然村(指人数在150人以上)，各成立了两个小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