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吏贪赃的几个问题资料.doc

宋朝官吏采取侵吞、盗窃、骗取、勒索、非法经商和受贿等多种手法进行贪赃活动，严重危及宋王朝的财政收入，妨碍了行政效能，毒害了社会风气，使封建政令走样变形，破坏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加深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起义。宋朝官吏的贪赃，主要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封建官僚政治的缺陷、封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以及封建剥削制度所致。 　　关键词：宋代；官吏贪赃；社会根源 　　官吏利用职务之便及手中权力进行的贪赃行为，是我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两宋时期也不例外。本文试图就宋朝官吏贪赃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加深对宋朝封建社会本质的认识，并为当今反腐倡廉工作提供借鉴。 　　一、关于宋朝官吏贪赃的手段 　　宋朝官吏贪赃的手段多种多样。据《文献通考·田赋考五》载，单在渔利赋税方面的贪赃手法就有“给钞而不销簿者”、“盗印钞而匿财者”、“私立领而官不受理者”、“公吏揽取而不归公上者”。其他的贪赃手法更多。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１。侵吞：即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经营的公共财物直接占为己有，包括非法转卖或赠予他人。持这种手段的赃吏，有的借助发放财物直接克扣。如徽宗时蔡京“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私自减克入己“以千万计”［１］（卷１７９《食货志》）。有的借干管财物直接侵没。太祖开宝年间，太子中舍胡德冲通判延州时，“隐没官钱一百八十万”［２］（卷１５，开宝七年）。有的借经办工程侵吞。仁宗时右领军卫大将军石普私侵“修孔庙钱”［２］（卷１０８，天圣七年）。有的借官府收入侵吞。徽宗时王黼兼应奉局提领，“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入其家”［１］（卷４７０《王黼传》）。还有的利用职权以贱换贵，侵吞其差价。仁宗时循州刺史世清，“以病马私易官马，计赃绢十六匹”［２］（卷１７３，皇秸四年）。 　　２。窃盗：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共财物秘密窃为己有的行为。以这种手段犯赃者，以仓场库务官的监守自盗最为突出。封建国家的仓场库务是政府钱物的集中场所，这就为这些部门的官吏窃盗提供了便利条件。太祖开宝五年，内班董延谔监军营务，“盗刍粟，累赃数十万”［２］（卷１３）。另外就是直接或间接干管官府钱物的地方长吏和权摄官的自盗。太祖开宝四年，监察御史间邱舜卿被弃市，坐“通判兴元府盗用官钱九十万”之多［２］（卷１２）。还有的官吏借经办官府钱物自盗，如太祖开宝六年，供备库使李守信“受诏市木秦陇间，盗官钱钜万”［２］（卷１４）。 　　３。骗取：即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欺骗的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有的虚报冒领。如太祖开宝九年，“泾州官岁市马，彰义节度使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积十六万贯”［２］（卷１７）。有的官吏受纳钱物不入账籍。孝宗乾道二年，上元县令李弁升“在任日私于厅侧置上库，拘收赃罚钱，诸色杂官钱，并不附历，节次骗取入己”［３］（刑法六至三六）。有的官吏采取发给空头支票的办法。高宗时保义郎监汀州宁化县商税盐务李嗣昌曾“兼受纳和籴米印给虚钞折价入己”［３］（刑法六至三七）。 　　４。强占勒索：指行为人利用职权之便，采用刁难、强乞、肆意课敛、课罚等方法强行勒索财物的行为。持这种手段的赃吏，主要是地方官员及直接临民的里正胥吏。太祖开宝七年，知兴元府李仁友“私收渡钱”，勒索民财达“数十万”之多［２］（卷１５）。高宗时知荣州吴名世“所为贪酷，自到任数月，民之逃徙者二千余家，籍赀者以数千”，其勒索的财物按法“罪至绞”［４］（卷１８３，绍兴二十九年）。理宗时监司、州县往往非法估籍民产，一些贪官暴吏“不问所轻重，不顾同居有分财产，一例估籍，殃及平民。或户绝之家不与命继；或陈诉许以给还，辄假他名支破，竟成干没；或有典业不听收赎，遂使产主无辜失业”［１］（卷１７３《食货志》。 　　５。非法经商营利：这种手段，古已有之，但到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更加突出。正如《历代名臣奏议》卷３３载：当时官大者“营赀产”，官小者也“贩鬻乞丐，无所不为”。有假公营私者，太祖时和岘“以官船载私货贩易窥利”［１］（卷４３９《和岘传》）。有的假借官钱或强市以谋取暴利，太宗时监察御史张白曾“假借官钱居籴粟麦以射利”［２］（卷２２，太平兴国六年）。真宗时镇州知州边肃“以公费钱质易规利，又遣部吏强市民羊及女口”［３］（职官六四至二二）。更多者是凭借特权逃避商税以谋巨利。太宗时王仁赡指出：“近臣戚里多遣亲信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所过关渡称制免算。既至厚结执事者，悉官市之，多取其值。”［２］（卷２１，太平兴国五年）。宁宗时石宗万也上奏：当时士大夫往往联舟经商，“经由场务，曲为覆护免税”，致使长江沿岸商税“较之往年，所收十不及四五”［３］（食货一八至二五）。 　　６。收受贿赂：这种犯赃手段范围最广，也最普遍。从受贿的种类上讲，可分为直接受贿和介绍受贿两种。直接受贿是指行为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