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 顾颉刚.doc

富永仲基及其批判精神 王 颂 （北京大学 哲学宗教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富永仲基是日本思想史上一位具有独创性的重要思想家。本文重点考察他思想中贯彻的批判精神并简略地分析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批判精神主要表现在：（一）“加上”法则。即用来揭示思想史发展规律的批判研究方法。（二）“诚之道”。即反对泥古、反对教条，强调“道”的现实实践性。（三）“三物五类”。即揭示思想学说的历史、地域、派别、语言方面的局限性和普遍性，进而提倡客观、批判的研究态度。 　　关键词：富永仲基；批判精神；加上；三物五类；诚之道 　　作者简介：王颂（1971－），男，北京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文学博士。 　　 　　一七四四年（延享元年），一位怀才不遇而身染沉疴的青年，在自己著作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呜呼，我地位卑贱且身患重病，无法让时人接受我的学说，现在难道又会因为自己人寿将尽而无法将之传于后人吗？我已经三十岁了，（身患重病），来日无多，必须把自己的学说传之后人了。我的心愿是：自己的学说能在日本各地广为传播，进一步远涉重洋传之海外，传之朝鲜、中国，传之塞外西域，乃至传之释迦牟尼诞生之地。让所有的人们都能感受到真理的光明。这样我就可以死而不朽了［1］（P106）”。1这位借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笔法来明志的青年，就是日本思想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富永仲基（1715－1746）。 　　仲基是一位不幸的天才，常年卧病，三十一岁即英年早逝。在短暂的一生中他虽然撰写了数种著作，但传世的只有三种，那就是他二十三岁（1738）时出版的《翁之文》和二十九岁（1744）时出版的《出定后语》，以及撰述年代未详的《乐律考》。他的著作大都不为时人所重，唯有《出定后语》曾经引起一定关注，但也旋即散佚，直到明治时代才被著名学者内藤湖南偶尔发现。经过内藤等人的推介，学界才认识到仲基的思想价值。 　　仲基的著作虽然篇幅短小，但却丝毫不能掩盖其天才般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大多数中国学人听说富永仲基的名字，大概都是因为“大乘非佛说”。的确，在近代西方历史、语言学的实证方法没有系统应用于佛教研究之前，仲基大约早于一个世纪就运用传统的材料和考据方法得出了与前者几乎相同的结论，这不能不让人惊叹。更为重要的是，他著作中所贯彻的理性主义批判精神丝毫不亚于后人，而由于他所处的时代佛教仍然拥有准国教的地位，这使他的勇气要远比后人更令人敬佩。 　　其实，仲基并不单纯是一位佛教研究者，更确切的说佛教只是他的系统批判研究中的一部分。他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是从对儒教的批判开始的，那就是他的处女作《说弊》。可惜这部著作已经佚失，我们只能从《翁之文》的简短介绍中了解其大致内容。概括的说，仲基想要找出儒、释、神道三家存在的共同问题，对它们各自主张的“道”进行批判，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批判方法并揭示了人类思想史的一些基本规律。 一、“加上”法则与人类思想史的演进过程 　　仲基在几种著作中同时揭示了一条重要法则，那就是“加上”。他认为，这个法则不仅仅可以用来研究儒、释、神道三教的思想发展史，而且也适用于人类的所有思想、文化。所谓“加上”就是说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时代的哪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都并非源自天启或者独觉，无非就是对前人的批判总结。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往往恰恰来自于他所批判的对象，只不过对其内容进行了加法或减法。而且思想的发展变迁在时间上还遵循某种螺旋式的上升规律。 　　“加上”法则首先得自于思想史方面的考察，例如仲基分析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时指出：春秋时代，齐桓公和晋文公行号令诸侯的霸道；而孔子鉴于此倡导文武周公时代的王道；墨子则号称以更古老的夏禹为圭臬；孟子则上溯到尧舜；杨朱、道家托法黄帝；许行倡言神农氏；庄周、列子则列举更加虚无缥缈的无怀、葛天、洪荒等等。又如从佛教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在佛教产生之前，外道就有升天的朴素思想；而释迦牟尼批判吸收了外道的主张，进一步发展为过去七佛的学说；伽叶一派则有阿含；文殊派主张般若；普贤派提出法华、华严等等。2有趣的是，他们的思想虽然直接来自于对前人的批判吸收，但是为了超越前人，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他们往往依托古人，宣称自己的主张比前人更古老，这样思想史就呈现出了一幅往复交错的画面。 　　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曾经引起史学界的轰动。顾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好相反，传说中最古老的东西其实出现的最晚。笔者认为，这实际上与仲基的“加上”法则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仲基认为这种规律的适用性更广泛一些，并不限于中国古代史。他说：“我要指出的是，自古以来，凡是讲说道，树立法的人，他们一定假托一个祖，把自己的主张归之于更古老的祖，然后说自己的主张比那个祖还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