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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常考题目 1. 《管锥编》是钱锺书（钱钟书）先生生前的一部笔记体的巨著。《管锥编》论题四则 一、遮蔽与澄明 二、文化胚胎与根本 文字般若　　四、《管锥编》的体例“管锥”二字，出自《庄子 秋水》。。在《韩诗外传》中有：“譬如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所窥者大，所见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　《管锥编》是钱钟书的学术代表作。“管锥编”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暗藏着“钱钟书”的名字，是“钱钟书集”的意思。　第二，“以管窥天，以锥指地”的意思，既表示自谦，也表示自有一方天地。　第三，“以具体显现共相”的意思。一种方法论。“管”、“锥”中具体，“天”、“地”则是共钱钟书虽然学贯中西,但在治学上他所钟情的还是中国传统的路径,《管锥编》最能体现这一点。中国古代治学重随时心得,故各种形式的治学札记盛;但随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写读书札记的这一传统治学模式淡出了,渐代之以格式化著述。《管锥编》是钱钟书读书心得之结集,仍以札记体成书,显然没有迎合时代性著述风气,而是选择 了传统的治学模式。钱钟书之所以没有随风气转移,在于其治学上心有所定、意有所守。在研究者为呆板的格式化著述所苦的今天,《管锥编》所体现的治学方法治学精神不乏匡正时弊之价值。 　　中国古代谈治学最为透脱深入者要属章学诚,钱基博曾推崇备至,著《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以发扬章氏之学。钱钟书自幼受家学熏陶,故在治学上有与其父相仿之处,对章氏之学亦多有认同和遵循。钱基博曾在日记中言:“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其实,钱钟书“以章氏文史之义”所研究的远不止明清两朝的集子,《管锥编》之研究,也多遵循了章氏之义,细入体察,不难发现这一点。所以,据章氏之学,研读《管锥编》,更能深得其中三昧。 。　《谈艺录》是杰出的古典诗话作品，也是钱锺书除了《管锥编》以外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主要对中国近体诗进行广泛批评。钱锺书既继承了传统诗话的长处，同时又广泛汲取欧美文艺思想，行文优美，引文繁富，多所创见，其中类似“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打通精神；“唐诗以丰情神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学术观点，都在学术界脍炙人口，广为传诵，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渊博和睿智。书中关于江西诗派和元好问的关系、阮大铖的评价、钱谦益的作伪及王渔洋的浅陋疏忽等考证都深见作者考据功力。其旁征博引，对典籍之深得精髓，信手拈来，更体现了作者丰富的学养。 《谈艺录》是开掘不尽的宝藏，但它属于阳春白雪之作，曲高和寡，对读者和研究者文学功底和思维能力都要求极高。钱钟书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有哪些贡献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钱锺书就出版了《谈艺录》。昔人谈艺之作甚多，历代诗话、词话，甚至野史笔记中所在多有。明人徐祯卿即以所著《谈艺录》名世。但钱锺书的这本书与昔人相比却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昔人谈艺往往从印象出发，就诗说诗，即便能举一反三，也很难超脱时代的局限。因此多为赏析之作。钱锺书的这本书虽然也自称为“赏析之作”，但因其所考所论，能“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因此自成一格。况钱锺书博极群书，学贯中西，凡所采用，均中西学界方家之作，因此所论问题，虽多不大，却能做到微言大义，于广博中见出精深，中西文学实例相互参校，相互阐发。 《谈艺录》本身就是一本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专著。　　1979年，钱锺书《管锥编》前四册问世，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标志。与此同时，一批比较研究中外文学、探索中外文学关系的文章也出现了，并引起了学界的瞩目。1981年1月，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比较文学研究会，由季羡林任会长，李赋宁任副会长，钱锺书任顾问，决定出版不定期的《通讯》，并编辑出版《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辜鸿铭：辜鸿铭最早探究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他主张采纳西方文化的拓展精神和进步理念，坚持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与和谐诗意的生活，走出一条基于传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　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上，辜鸿铭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他在东西对比中研究国学，使国学走出故道，进入世界性文化大背景的视野之下。他创立“中国学”及述译中国典籍，使西方学者能够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辜鸿铭不可遗忘的历史价值，正在于他是一位积极的文化建设者。辜鸿铭与同时代的中国人在理解中西冲突时是站在不同的出发点上的。一般的中国人站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悲情角度来理解西方文明，而辜鸿铭则已经提前站在浪漫主义的批判视角来对待之。因此，辜鸿铭才能够超越“中体西用”提出“中西文明融合”说。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