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與想像——以簡政珍為主，兼論台灣中生代詩人之作.docVIP

现实与想象——以简政珍为主，兼论台湾中生代诗人之作 郑慧如 诞生于1950～1969年的诗人，在台湾称之为「中生代」，以别于前此的「前行代」，以及其后的「新生代」、「数字时代」。他们也就是书林出版的《新世代诗人大系》中，当时的新世代。他们之中，有的在大学时期即自组诗社、兴办诗刊、推行诗运，可说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一批学院现代诗人群；有的默默耕耘，创作不辍，成绩斐然可观；有的在诗的理论及创作两方面，累积到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中生代诗人是目前台湾诗界的权力核心，在诗坛、学界、媒体，甚至政界，大致已达到各自人生中的高峰。而中生代诗人成长于台湾经济起飞的1960年代，作品的家园、生活、现实，也大别于前行代诗人作品中的思乡。本文即以简政珍的作品为主，兼及其它中生代诗人，以讨论现实和想象在诗中的展现。 即物与超现实 简政珍的诗作扣合现实，是评论者的共识；不过非常讽刺，读者可以容许诗作中出现各种各样的现实，但是似乎只能理解某种范围内的想象，看不到先验的真实或想象转化后的现实。「台湾版的后现代主义」就是规格化的结果。当简政珍大刀阔斧地修正「台湾版粗糙的后现代炒作方式」，企图在外表形式的戏耍上再跨一步，就诗作的谐拟、意象的流动、苦涩的笑声、「诗既是也不是」等观念辩证，使得作品的诠释在后现代情境中展现当代性时，他自己的作品风格也就成了明显的讨论目标。大部分台湾的诗人与诗评家看不到他所谓的「后现代的双重视野」；孟樊就说过，简政珍是「反后现代」的。而当他们潜意识里认为妾身未明的「后现代」是因为实验力强而认定其想象力丰时，简政珍的现实书写，因为不是「规格化」的「后现代」，这些批评家与读者似乎也就很难看到他诗作中的想象。 现实、经验和想象在认知中的两极常常彼此拉锯，而成为诗美学的两种标的。例如一九七○年代《笠》诗社的「招魂祭」事件，即源于傅敏不满洛夫所编选的《一九七○诗选》，在《笠》第四十三期撰文批评，引起洛夫反弹，双方唇枪舌剑，扩及对一九六○年代一般认知中发起于《创世纪》的超现实诗风。以《笠》为代表的「即物书写」，诉诸台湾的政治现实，强调「写什么」重于「怎么写」；相对地，当时《笠》炮火对准的《创世纪》，在「超现实」的大帽子底下，强调的是语言的艺术性、诗的想象。只不过《笠》的写实精神，在高举的日本「荒地」诗社的诗学理论护持下，比《创世纪》诸诗人讨论起超现实主义有把握得多，甚至专门研究笠诗社的学者，也认为《笠》在撷取日本荒地诗社的理论时，对于思考性、现实性和批判性的拿捏与运用，特别有助于表现战后台湾的生存境况和抵抗精神，可视为一种「有害诗学」。然而，虽然诗人义薄云天地嘲讽自己抵抗现实的书写是「有害诗学」，所书之事既已改朝换代，所谓的「写实」、「有害」，不但无害于己，反而是以反对者之名，行弄潮儿之实，是对施政当局另一种形式的颂赞。 强调本土精神、现实意识和台湾主体性的《笠》，在以一种坚信不移的态度面对诉诸抗争和写实的创作精神时，对于现实和想象，以及诗美学、现实主义的流变等等，罕见争议性的讨论。但是《创世纪》在面对超现实主义时，却不把它当作信仰，而当它是一个问题；《创世纪》的论述大将，不管是叶维廉或李英豪，都没有极端超现实的主张；痖弦甚至挑明了说，超现实主义值得借鉴之处不在精神而在技巧，而且不能当作唯一的技巧，以免语言恶化。参加过《笠》和《现代诗》的林亨泰，在〈现实观的探求〉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现代诗人及评论者探求现实与社会的弊病：评者的讨论往往仅以诗人对现实乃至社会外在描写的多寡，作为判断作品中现实观及社会性有无的凭据，而没有把关心的焦点从外在的描写转到内在表现的层次。林亨泰说，诗人与小说家最大的分别，就是诗人会把现实的、外在的问题，当作内在的、精神的表现问题。林文透过梅新、痖弦、洛夫、张默的诗作分析，讨论了真实和现实、客观和直观，期望含有较多现实成分而不失真实的作品出现。在该文初次发表的一九八○年，可说是台湾新诗界对现实和想象较深刻的言论。虽然林亨泰自己以为那不过是执其两端、而具综合性质的现实观。 现实与想象 在某个阅读心理上，一般读者恐怕不知不觉习于将现实等同于抵抗与介入，而将想象等同于疏离与超现实。当我们说，想象是诗的基本要素，部分诗人和读者立刻解读为超现实是诗的基本要素，再顺此理解，误以游戏是超现实的基本要素，以致读到一首面对日常生活基础物像的诗作时，就会认为那首诗想象力不足；而当我们说，现实是诗想深刻的基本条件时，也有部分诗人和读者误将复制现实、摇旗吶喊的诗作当成处理现实的唯一方式，而顺理成章地排挤掉出以视觉意象、主题不很鲜明的诗作。而且通常他们所谓面对现实，是面对以前的现实，面对已无可如何的历史尘埃，而不是面对当下大环境的现实；所谓想象，却是面对当下的、眼前的人事物，作天马行空的幻想。 想象和现实既贴合又矛盾的关系，就在读者对真实的认知上。求真，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