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介绍.doc

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 引言：“中国”作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中国” 1 一　从施坚雅到郝若贝：“区域研究”引出中国同一性质疑 2 二　从亚洲出发思考：在亚洲中消融的“中国” 3 三　台湾的立场：同心圆理论 5 五　后现代历史学：从民族国家拯救甚么历史？ 8 六　如何在中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中国？ 9 结语：历史、文化与政治，中国研究的三个向度 11 引言：“中国”作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中国” 　　也许，“中国”本来并不是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冠以“中国”之名的著作，仅仅以历史论著来说，就有种种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等，在我们的课堂里，也有着各式各样以中国为单位的课程，像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等等。通常，这个“中国”从来都不是问题，大家习以为常地在各种论述里面，使用着“中国”这一名词，并把它作为历史与文明的基础单位和论述的基本前提。可是如今，有人却质疑说，有这样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中国”吗？这个“中国”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它能够有效涵盖这个曾经包含了各个民族、各朝历史的空间吗？各个区域的差异性能够被简单地划在同一的“中国”里吗？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一部很有影响，而且获得大奖的中国学著作，名称就叫《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一个美国评论者指出，这部著作的诞生背景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族主义情绪高涨和族群关系日趋加剧的地区”，因此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及其历史脉络，而这一问题直接挑战的，恰恰就是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1。这些过去不曾遭遇的质疑，可能使这个天经地义的“中国”，突然处在“天塌地陷”的境地，仿佛真的变成了宋词里说的“七宝楼台，拆来不成片段”。本来没有问题的论述如今好像真的出了问题，问题就是：“中国”可以成为历史叙述的空间吗？ 　　至少在欧洲，对于民族国家作为论述基本单位的质疑，是出于一种正当的理由，因为民族国家在欧洲，确实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建构起来的，它与族群、信仰、语言以及历史并不一定互相重迭，正如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说，地图上的国界只是政治权力的领属空间，而作为政治领属空间的国界也不过就是地图上的国界2，与其用后设的这个政治空间来论述历史，不如淡化这个论述的基本单位。所以，就有了类似“想象的共同体”这样流行的理论3。至于“中国”这一历史叙述的基本空间，过去，外国的中国学界一直有争论，即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还是从来就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很长时期内，这似乎还并不是问题，因此也不屑于讨论。 　　应当承认，超越简单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对超国家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是一种相当有意义的研究范式，它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切合“移动的历史”本身。而且，也不能要求欧美、日本的学者，像中国大陆学者那样，出于自然的感情和简单的理由，把“中国”当作天经地义的历史论述同一性空间4，更不能要求他们像中国大陆学者那样，有意识地去建设一个具有政治、文化和传统同一性的中国历史5。所以，有人在进行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描述时，就曾经试图以“民族”（如匈奴和汉帝国、蒙古族和汉族、辽夏金和宋帝国）、“东亚”（朝鲜、日本与中国和越南）、“地方”（江南、中原、闽广、川陕）、以及“宗教”（佛教、回教）等等不同的观察立场（当然，也包括台湾目前的“同心圆”论述），来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的历史。这些研究视角和叙述立场，确实有力地冲击着用现代领土当历史疆域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做法，也改变了过去只有“一个历史”，而且是以“汉族中国”为“中国”的论述。但是，需要问的是，这种似乎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方法和立场本身6，是否又过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历史的差异性，或者过度小看了“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文化同一性？因为它们也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也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比如现在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中国版，那么，它背后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如何理解？特别是，作为中国学者，如何尽可能地在同情和了解这些立场之后，重建一个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话题。 一　从施坚雅到郝若贝：“区域研究”引出中国同一性质疑 　　1982年，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在《哈佛亚洲研究》上发表了题为《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区与社会的转化》（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的论文，他认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