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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议题综述 　　2012 年 11 月份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在总结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今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部署，2013 年 11 月份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对如何贯彻落实这一总体战略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这两大会议及其重大关切，事关整个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方向和全局，形成了一些突破性提法，所涉及的诸多关键领域和关键提法，大都是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相关研究成为了这一年内国内政治经济学理论界的第一大关切，推动相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得到了较大突破。 　　一、关于深化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和特色道路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推进和深化改革，就必须首先对今后改革的总体方向和道路做进一步的梳理和厘清。这种方向和道路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领域探讨的一个关键理论问题。在此期间，基于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对这一方向和道路问题做了新的探索和论证。在十八大确立全面深化改革总体要求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方向。具体到经济领域，核心目标方向就是建成更加完善、更加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深化改革最大的制度创新。黄范章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色”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跟市场经济相“结合”，其核心本质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旷古未有、旷世未见的制度创新。也因此更加需要夯实其方向基础，找准结合点和结合方法。 　　在找准方向的基础上，也要选择好道路。推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体目标，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深化改革和发展。陈学明和金瑶梅针对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所阐述的历史终结论中有关中国模式趋势的观点，认为福山这种中国模式研究预设了理论立足点，认为人类历史是终结于市场资本主义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 　　这实际是力图说服中国人扭转当今的前进方向，在他的思想的导引下改旗易帜，使中国模式与资本主义趋同。 　　张志洲也指出这种对中国经济制度或模式的“资本主义”定性，不仅歪曲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而且割断了中国人民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期望，诱导民众将当前中国社会的矛盾归因为经济与社会性质的变化，而非改革的不完善。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区分“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视角，深入阐释了中国深化改革的发展道路。陈锡喜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开辟，既非根据“社会主义”概念作理论演绎或设计的结果，也非所谓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的产物，而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选择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意义，并非是证明“中国模式”的普遍价值，而是证明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特别是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特色，才能增强道路自信，提升与当代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话语权。 　　胡鞍钢认为中国道路，从根本上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中国因素”，一个是社会主义因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是由于它在解决需求，特别是最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求方面，具有优越性。 　　辛鸣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道路在当代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走出的新路。中国道路不但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更具有深刻的时代必然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李少奇和罗文东则从当代意义的角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包含着在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基本路线、根本任务、总体布局和战略目标等，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规律和客观要求。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维度的落实，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理论实质就是要重新确认并处理好两大根本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二是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核心特征之一的公有制的定位问题。 　　对这两大根本问题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界研究的两大焦点。 　　二、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十八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实际上确认了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市场的地位应该提高的原则方向。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升了市场的地位，“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