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在线仇恨犯罪对个人不同程度的严重影响.doc

A thesis submitted to XXX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Engineering 仇恨犯罪对个人不同程度的严重影响　　(一)身体伤害刑法通常规定对更严重的伤害适用更严厉的惩罚(如设可罚性为常量)；假如，这便是为什么对加重伤害要比一般伤害适用更严厉刑罚的原因。此外，另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更严厉刑罚的正当理由是，仇恨犯罪比非仇恨犯罪导致更严重的身体伤害。当然，如果这是事实，标准的规则—更加严重的伤害就应承担更加严厉的惩罚——将给予仇恨犯罪行为人以更严厉的惩罚。换言之，当仇恨犯罪导致严重伤害时，根据普通刑法，行为人会受到加重伤害或杀人未遂的惩罚，而非一般伤害的惩罚。因此，当仇恨犯罪的支持者们主张仇恨犯罪更加残忍时，他们是指比其他同类犯罪更加残忍。换言之，他们是指仇恨犯罪的伤害始终比“普通”伤害罪造成的伤害要更加残忍，但尚未残忍到应判决加重伤害的程度。即使这是事实，(没有逻辑理由或经验上的证据可以证明)普通刑法为同样的犯罪种类提供了一个量刑的范围(如最高5000美元罚金和／或最高3年监禁)；这个范围应该能够适用不同的情形。尽管缺乏经验上的证据，但在相同的犯罪种类中，偏见犯罪比其他犯罪导致更严重身体伤害的观点事实上已经成为教条。[6]社会学家杰克·莱温和杰克·麦克德维特主张，与其他犯罪相比，“仇恨犯罪有可能极其残忍”。[7]为了支持这个主张，他们提到，波士顿警察局从1983年到1987年记录的452起仇恨犯罪，这些犯罪一半是伤害。他们指出：“波士顿警察局报道的每两个仇恨犯罪中就有一个是人身攻击。”[8]简单地报道4年多来所有的仇恨犯罪有半数是攻击性犯罪，这并不能说明相同时期内，偏见动机的攻击比非偏见动机的攻击导致的伤害更加严重。莱温和麦克德维特的另一个主张也不能使人信服：所有攻击性仇恨犯罪中，几乎3／4——是非法人身攻击，即使只是使用了威胁语言——至少导致被害人某种身体的伤害。这些攻击的相对恶意可以通过同国家所有犯罪指数对比中得以了解，在国家所有犯罪指数中，只有29％伤害行为的被害人通常受到某种身体伤害。偏见动机的伤害通常导致“至少某种身体伤害”的观点，并不能支持偏见动机伤害“极其残忍”的结论，为了支持这个主张，需要进行实质性研究来比较偏见动机伤害与非偏见动机伤害对身体造成伤害的严重性。作者没有解释“威胁语言”如何导致“身体伤害”。　　(二)心理伤害一些法院和评论家指出，仇恨犯罪被害人比其他犯罪被害人遭受着更大的心理和情感伤害，美国最高法院在威斯康星州诉米切尔一案中，在没有援引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指出，仇恨犯罪是“更可能……明显地对被害人造成情感上伤害的犯罪”[10]。班尼特·韦斯伯德(Bennett Weis-burd)和布赖恩·莱温(Brian Levin)教授主张，仇恨犯罪被害人比其他犯罪的被害人在情感上和心理上遭受了更大的情感和心理伤害，“因为暴行极其残忍，对被害人的侮辱是如此彻底，而弱势的被害人又无所不在，所以偏见犯罪被害人比非偏见犯罪被害人遭受着更大的心理创伤”[11]。为了支持这个主张，他们援引了1989年全国反偏见和暴行研究所对仇恨犯罪被害人的调查，调查针对的只是仇恨犯罪的被害人，它没有与那些非仇恨犯罪的被害人是否遭受情感和心理上的伤害进行比较，因此，这项“研究”无法对仇恨犯罪被害人遭受更大伤害的结论提供依据。1986年，全国反偏见和暴行研究所在7个州对72个仇恨犯罪被害人进行了一项“实验性研究”(全国反偏见和暴行研究所使用的术语是“种族暴行”而非“仇恨犯罪”)，这项研究同1989年韦斯伯德和莱温引证的研究一样，也没有将仇恨犯罪被害人的被害经历与其他犯罪被害人的被害经历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形成了“一般仇恨犯罪被害人的画面和他们所作出反应的一个画面”[13]。尽管缺乏比较性资料，全国反偏见和暴行研究所前主任琼·韦斯指出：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是，与个人犯罪进行比较后明白了这些种族暴力事件对被害人的影响。但人们如何知道：比如由种族和宗教偏见激发的某个行为的被害人……是否比成为任意行为的被害人更糟呢?……通过对被害人的调查发现，两者明显不具有可比性，但在资料方面，我们的着重点没有任何证据。[14]尽管缺乏资料，韦斯仍总结道：这项研究非常鲜明地对具有种族暴行性质的犯罪被害人与个人犯罪的被害人状态进行了比较。当动机是偏见时，犯罪行为会对个人产生较大影响并出现更多的症状。[15]事实上，全国反偏见和暴行研究所的实验性研究并没有将仇恨犯罪与非仇恨犯罪对被害人情感上造成的损害进行比较。这项研究在对7个州的72例仇恨犯罪被害人使用“团体集中”和个别采访方法后，提交了这份报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