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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学者上电视与知识分子的缺席 ——以《百家讲坛》为例 此话题起因 2006年,由于易中天、于丹等学者的迅速蹿红。《百家讲坛》成为2007年的一个重要话题。 2007年,我参与了《会诊百家讲坛》一书的写作。 此后又有《关于易中天现象的通信》,《为什么老纠于丹的错》,《〈百家讲坛〉很难再火了》等短文。 未解决的问题:学者上电视 相关说法: 2005年:《清十二帝疑案》的热播初步打通了电视传播学术的“肠梗阻”,“学者使电视深刻,电视使学者浅薄”正在成为过去时。 2006年:“让一部分学者先明星起来” ;“学者与电视结合的形式将成为今后电视节目发展的新趋势之一” 在相关调查中,有44.0%的人认为我们的社会需要明星学者。 陈丹青的说法 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 转型中的社会与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拒绝媒体?大家不去塑造媒体,必定被媒体所塑造,这是不言而喻的。听说易先生的节目被嘲骂,那么其他节目怎样?很高明、很清雅、很严肃吗? 我来开一份小小的名单: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 陈丹青其人 80年代初曾被国中同仁认为是当时最具才华的油画家, “西藏组画”被公认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1982年,陈丹青以自由画家身份移居纽约,2000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主持“陈丹青工作室”的工作。 2004年末提交了辞去清华美院教授职务的辞职报告。 陈的两本书 陈的言论所带来的问题 同样是上电视,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有何不同?西方学者如萨特等人是作为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中国的学者在进入电视时究竟以何种身份出场?知识分子固然不应该拒绝媒体,但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会对作为电视的媒体存有戒心? 我们固然可以假定鲁迅、胡适活到今天可以坦然上电视,但他们上的是谁的电视?是中央电视台还是鲁迅、胡适等智识阶层开办的电视?《百家讲坛》能够接受鲁迅的价值观吗?鲁迅在《百家讲坛》之类的电视节目中能够寻找到自己的话语表达空间吗? 一、萨特与媒体关系再思考 萨特与平面媒体 从1944年到1980年,萨特在《战斗报》《费加罗报》《解放报》《快报》《法兰西晚报》《新观察家周刊》等报纸发表过大量专题性的时政文章。 1970年-1974年,他还担任过革命性报纸《人民事业报》《我控诉》等报纸的主编或编辑。 1970年波伏娃与萨特在街头叫卖散发《人民事业报》 1945年,萨特创办并主编评论杂志《现代》编辑部成员有波伏娃、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米歇尔·莱里斯、梅洛-庞蒂、阿尔贝发·奥利维埃和让·波朗等。 萨特与广播电台 通常被概括为四个时段: 第一,1947年创办《现代论坛》广播并在其上发表9个广播讲话 第二,于1950年录制《法兰西的未来》的广播讲话; 第三,1968年“五月风暴”的高潮中,接受“卢森堡广播电视台” 的访谈; 第四,1973年,接受《透视》节目尚塞尔的采访,意在宣传介绍萨特等人自己创办的《解放报》。 萨特与电视 在对所有媒体的介入中,萨特与电视的关系最为疏远和冷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萨特之所以远离电视,不愿意以个人的身份在电视上露面,部分原因在于他害怕给人造成一种支持某个官方组织的印象,而根本原因则是他意在以此行动反抗法国政府对视听媒介系统的垄断控制。 陈丹青提供了错误信息。 萨特介入媒体的理念 《什么是文学?》:书有惰性,也谈不上通俗化,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读者群,作家必须学为“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影、社论、新闻报导等)写作。 萨特:“电影本质上就是对人群说话的;它对人群谈论人群及其命运;广播在人们进餐时或躺在床上时突然袭来,此时人们最少防备,处于孤独的、几乎在生理上被抛弃的境地。今天广播利用这个情况哄骗人们,但是这一时刻也是最适合诉诸人们的诚意的时刻:人们此时不扮演自己的角色或者不再扮演。我们在这块地盘上插下一脚:必须学会用形象来说话,学会用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 西里奈利《现代》时指出:“杂志既是知识界的心,又是知识界的肺,一些更为持久的精神时尚和思想现象,有时就是在杂志上得以形成和传播的。” “杂志能使他成为一种类型知识分子的代表,能帮助他向别人灌输自己的思想。因为一般说来,控制一份杂志,是获得成功的另一种有效手段。由于期刊的特点所带来的灵活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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