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社区研究教案.ppt

6.7.2社区参与的形式 根据参与主体的组织形式，分为组织参与和非组织参与。组织参与是社区居民通过常设性的各种组织参与社区事务，如志愿服务活动；非组织参与则是社区居民不通过组织形式个人自发地行使民主权利，如邻里互助。 根据参与渠道的制度化水平，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非制度化参与是指参与行为无制度化予以长期维持，可能声势浩大，但不能持久；制度化参与指居民有制度为支撑的参与行为，它能持续稳定地进行，推动社区的持续发展。（徐永祥，2000） 美国乡村社会学家切尔宾指出五种不同程度参与的方式，由浅而深由低而高依次是：会员、参与会议、贡献财力、加入委员会、占一席领导地位。如果社区事务的决策与行动完全由社区内人士掌握，以上五种参与方式与实际参与程度极可能成正比，但如果决策操之在外来的力量，则实际居高位的领导者所参与的程度可能也很低。 6.7.3影响社区参与的因素 重要的影响因素很多，职业、收入、教育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居住时间等是重要的个人因素，而团体、组织的性质，包括领导方式是重要的非个人因素。（蔡宏进，1985） 参与调查 1995-1996年，“北京市基层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课题组对在选取的四个街道调查点内的一般居民进行了问卷抽样调查，部分内容是关于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及其影响因素。 该项调查从5个方面考察了北京人参与社区活动的情况：参加居委会召集的会议、关注居委会干部选举、向居委会提供有关建议、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活动、参加居民们的自发活动。 基本结论是：北京人的社区参与在频度上明显高于但又偏向于一般水平；而居民年龄越大、已婚、不在职者社区满意感及归属感越强，其社区参与频度越高。另外，新居区居民的社区参与频度最高，其次是老居区和家属区，城乡区居民的参与频度最低。（雷洁琼，2001） 四、其他社区研究 （一）旧城改造与社区变迁 由旧城居住区改造所引起的居民被动搬迁对搬迁家庭有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影响。 特别是对那些收入低，获得资源的能力差的家庭所造成的打击是比较大的。 另外一个发现就是，无论是已经外迁的居民、还是危改区内的待迁居民，大多数主观上不愿外迁。（谭英，1998） 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解释 如果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网络，个人、家庭、组织、机构都可以看作是网络中的节点，个人只有与大的社会系统相联系，才能获得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源和心理满足。 由于在城市系统中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绝大部分都不是随处可得的，所以人们是生活在一个已经“地方化了”(localized)资源系统中。 在这个“地方化了”资源系统中，人们的空间活动能力受到时间和交通费用的限制，因此家庭必须考虑定居地点的空间位置对获得其它资源的影晌，也就是说，家庭对于居住地点的选择首先具有经济意义。 对于在旧城居住区改造中被迫搬迁的家庭来说，居住地点的变化改变了他们与生活中那些重要的节点的空间距离。 (Fischer,1977；Yoder,1985) 对旧城区的低收入群体来讲，拆迁改建既可能是改善生活、更好地融入社会的过程，也可能是丧失既有生计、更易受社会排斥的边缘化过程.但这个过程不是被动的. 运用结构-选择理论对家庭决策做出分析，发现这是动迁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做出能动选择的后果. 假设居民行为是理性行为，那么这种理性是家庭理性，追求的不是个人效益最大化，而是整个家庭效益的最大化。（占少华，2003） 从城市规划社会学角度出发，探讨住区的社会学内涵，建议当今建设要深层次地对待住区传统，汲取精华并发扬光大，尽可能减少工业化时代的审美观念和简单化的住区模式而助长的内向、封闭、孤独、冷漠和自私的行为倾向，从而建设积极稳定、丰富多彩、富有活力和新生活家园。（杨贵庆，1995） 西方发达国家旧城居住区改造已走过了相当长的历程，它们普遍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一是大规模清除重建，二是通过整治和改善来复苏城市中心区。 在不同的改造过程中，原有居民被迫搬迁的情况有时是大规模发生，有时是潜移默化地发展。 这种变化过程中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社会影响普遍存在并得到最多的关注:一是个人和家庭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被破坏；二是更新改造使城市中可供选择的低租金住宅的数量和分布地点越来越有限，改造以后城市低收入居民往往更难以获得经济上可以承受的住房。（UNCHS,HABITAT,1984） 在《城市与百姓》中，卡斯泰尔着重分析了欧美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城市社会运动。 在长期的城市社会生活中，百姓们逐步产生了一种新的人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应的社会利益、价值观念，即人对自己社区的看法。 他们将社区与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认识到为了城市规划而搬出自己长期居住的社区，不仅意味着自己离开一个地理环境，而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与长期在社区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断绝，放弃了融会在该社区中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同样，社区环境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