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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冲突与承认的政治 查尔斯.泰勒政治哲学述要 作者：应奇 作者前言：这篇报道性的文字是1998年暑期写毕的。原是我为台湾一家出版公司所撰的《社群主义》一书的第五章和结语部分，后经整理发表于《学人》第十五辑（最后一辑）。无论前书还是后文都少有人知。现借思与文网站重新公之于众，主要目的是为泰勒哲学真正的爱好者提供某些思想材料（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工作），同时也为了纪念五年前那个暑假挥汗疾书的难忘场景，那种巨大的热情和心神以赴的投入感真是久违了。（2003.12.13夜记） 在多伦多大学马西学院（Massey College）和加拿大广播公司（Canadi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合办的马西讲座（Massey Lectures）上发表的名为《现代性的隐忧》（The Malaise of Modernity）的演讲中，查尔斯·泰勒形象地把现代社会刻划为碎片化（fragmentatian）的社会。在这部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时更名为《本真性伦理学》（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的通俗性作品中，泰勒以他对自我和语言的一贯性思考为基础，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现代性的三种隐忧。 第一种隐忧是个人主义。在这里，泰勒注意到人们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个人主义一词，即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个人主义和作为非道德现象的利己主义意义上使用的个人主义。泰勒在给予前一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以积极评价（挑战旧的等级制度，促进新的政治形式和经济模式）的同时，指出后一种个人主义实质是当赋予我们的生活世界以意义的传统的视界（traditional horizon）消失后的一种衰退现象。[1] 特别是弥漫于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可以分别称为政治原子主义、自恋主义文化、道德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无所依归的消极现象。人们失去了宽广的目标，因为他们只关注他们的个人生活。…换句话说，个人主义的阴暗面是把自我放在中心位置，这挫平和限制了我们的生活，使之缺少意义，并对他人和社会漠不关心。[2] 因此，泰勒也把这第一个隐忧称为意义的失落。 第二种隐忧是工具理性的优先性（the primacy of instrumental reason）。泰勒所谓工具理性，是指人们为达到给定的目标而计算种种手段、最经济的运用时所采用的那种合理性。马克思和韦伯（Max Weber）探索了社会生活中的强有力的机械主义倾向，韦伯还把工具理性的宰制性影响称作铁制牢笼（the iron cage），这使有些人得出人们在面对这些非人格的力量时完全无望的结论。尽管在泰勒看来，工具理性的蔓延导致目标的遮蔽（the eclipse of ends），但他还是认为这种结论是抽象的和错误的，我们的自由程度并不等于零。关键是要考虑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以及工具理性是否应当在我们的生活中起比现在更少的作用。[3] 第三种隐忧是自由的失落。这种隐忧的实质是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结合在一起在政治中产生的可怕的后果。只要当前的政府产生出有利于人们满足私人生活的手段，并且广泛地分配这种手段，就只有少数人愿意去积极参与自治（self-government），而大部分人则宁愿呆在家中满足于自己的私人生活。泰勒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面临的是失去对自己的命运的政治控制即托克维尔所谓政治自由的危险，受到威胁的是我们作为公民的尊严。用托克维尔所谓软性专制（soft despotism）来形容这种现代模式的专制主义是最恰当不过了。这种专制主义与旧时代恐怖和压迫的暴政不同，它的统治是温和的和家长式的，它仍保持民主的形式，进行定期选举，但实际上每件事情都是由人们对其几无控制的一种巨大的监护性权力所决定的。一旦参与式微，一旦参与的媒介即横向的社群枯萎，就遗下个体公民孤立地面对庞然的官僚国家并且真正地感到毫无力量。[4] 在《现代性的隐忧》一书的最后一章中，泰勒认为现代性的三种隐忧的现实表现就是现代社会的碎片化，人们形成共同的目标并加以贯彻的能力逐渐减弱。……人们越来越少地在一个共同的计划内或以某种忠诚的态度与他们的公民伙伴结合起来。[5] 尽管人们也通过某些局部的社群结合起来，但局部的社群不能为个人的自我认同提供意义的视野，因此也不能形成一个整合的社会。反过来，一个碎片化的社会的成员越来越难以把他们的政治社会视作一个社群，因为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是纯粹工具性的。 可以看到，泰勒所描述的现代性的三种隐忧涉及到深刻的解释冲突（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or interpretive conflict），需要远为详细的论证和说明，但是，尽管《现代性的隐忧》一书涉及到泰勒思想的几乎所有论题，但由于它主要是面向一般听众和读者的普及性讲演和读物，许多重要的概念和关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