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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商业模式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商业领袖“总结一个有价值的中国商业文明的观点，超过中国人的一吨血，一百吨眼泪和亿元财富。——武建东 　　令人悲凉的缺席 　　?商界是作秀的大舞台，联想是大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商业评比，联想都名列前茅，什么“销售收入百强公司”，“中国500强”，“最受尊敬的企业”，“最具竞争力的公司”等等，几乎所有荣誉都被联想揽入怀中。一时间，各种各样显示身份的场合，如果没有联想参加好像会失去其权威性。而唯独《中国税务》2003年9月份发布的“2002年中国纳税百强企业”，联想却榜上无名。 　　听到太多民族英雄或民族骄傲的喧闹，而在真正称量一个民族企业责任和良心的地方，却不见了英雄的踪影。一丝悲凉悄然掠过心头。 　　令人悲凉的缺席，让我对联想的商业模式产生了疑问。 　　巨额销售收入为什么没有产生相应税收？ 　　2002年联想凭借355多亿元销售收入而挤身中国500强企业的第37强，而上缴国库的税金则语焉不详。位居纳税榜第94位的深圳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纳税6.47亿元，位居第100位的陕西延长油矿管理局的纳税额是6.12亿元。遍寻72个行业的纳税10强排行榜，在相关行业上神州数码居位第三纳税1.1亿元，第十名纳税4000多万元，居然还是没有联想公司的踪影。 　　考察联想的纳税体系比较复杂。因为是香港上市的控股公司，国内公司的架构又是采用伞式结构，可能到处享受减二免三等的众多优惠。因此不能按通行的综合制造型企业的纳税标准来衡量。假定排行表上的数据都是可靠的，再假定联想起步时可能有点取巧，发展到今天断然不会偷漏税。巨大的销售收入，没能产生相应的税金，怕是别有隐情。 　　销售收入高，应税收入不一定多。增值税的应税收入是增值部分，如果靠进口元器件组装生产，还要缴纳相当数量的知识产权费，市场定位又是低端个人电脑客户，增值不会多，应税收入也就相应变小。增值税没有多少，所得税也就更没什么可观的数量了。看来，这里不是什么为富不仁的问题，而是当下一种流行商业模式所伴随的东西。这种商业模式，主要是引进技术和生产线、购入原材料、引入管理软件，组装成机再推上市场，也就是收点加工费和销售代理费而已。 　　另外一种可能是统计上的问题。联想有着庞大的市场网络，这些专卖店可能是加盟店或代理商，投资方另外有人，是独立的法人公司。财务上不能统一报表，可是在销售收入统计上却被用来光大联想的市场份额。因此也会大大缩小联想的应税收入。 　　巨大销售收入还有一种去向。那些跌倒的富豪如周正毅之流，多在免税群岛注册壳子公司，吸纳关联公司创造的收入，免除税赋。免税群岛注册的壳子公司，会吞噬掉相当的销售收入，使得应税收入大大小于实际的销售收入。当前中国的商界像是得了一场投机的流行病，据说联想这样的公司也不能免俗。 　　还可以找出更多的解释。但是，联想纳税额与其销售收入的不对称，则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因此有理由怀疑联想公司对高技术产业的支撑作用，甚至联想公司对于民族的价值。 　　联想商业模式的致命弱点 　　我国当下流行的这些商业运作，如果碰巧被上个世纪初的商业领袖亨利·福特（1863—1947）看到，他必定会义愤填膺：“投机不是商业，而是一种或多或少的贪污！”福特的批评一针见血。 　　从理论上说，当市场体系是健全的，唯有那些为社会提供更高性价比商品和服务的公司才能获得更好的利润。但事实不是这样。我国还处于转轨过程中，转轨过程中还存在着方方面面的纰漏和滋生腐败的温床。在懒惰和投机这些人类本性的作用下，一个商业公司常常会无所不用其极，而不会去考虑整个体制的建设和维护问题。整体考虑与利润目标大多数情况下是冲突的。这就是转轨过程中的国家，单纯利润目标的局限性。福特曾经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模糊的界限已保证他赚了很多钱。可是，一种深深的历史责任感，却使他用坚守商业根本的无畏行动，对现行体制的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亨利·福特从小醉心于机械设计和操作，他有个简单的梦想：制造一种为普通人设计的，买得起的可靠的汽车。这个乡间小火儿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成功。他不仅生产出了自己梦想的汽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娱乐方式，将人类带进汽车新时代，而且还创造了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流水装配线。为整个工商界带来了伟大的变革。彼得·杜拉克更进一步认为，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发起的革命，对20世纪人类社会进步带来的变化之深远和普遍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使20世纪的其它任何形式的革命（包括1917年的十月革命）都打上了从属性的烙印。 　　空泛的企业社会责任说，是空洞的“官话”，不是福特这样的商业领袖的语言。福特的语言是“商话”，紧扣商业的根本。 　　在福特的心目中，性价比构成了任何商品与服务的广阔市场。这一条根本性的东西，只要商业社会存在一天，就不会发生变化。变化着的，只是实现性价比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