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为小道与唐宋词后世价值的重估详细分解.doc

宋人眼中的宋词与宋人的文化心理 在宋人眼里，词为小道。这种文学观念的产生于传统儒家文化对文士责任的定位与词自产生而具有的娱乐性的反差。这说明了宋人的传统文化心理：自觉地担负起政治历史使命，乐忠于在社会生活领域实现自己的个体价值，个人形象更多的是一个“大写的我”的形象。词被轻视虽是其不幸，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是大幸。因为作者们于此卸下在作传统诗歌时的庄重礼服，换上便装，得以没有顾忌地尽量抒发自己心底蕴蓄的哀感顽艳之情。陆游因存在轻视词体观念而抑制自己方面的创作。其《长短句自序》云：“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汨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并表示“今绝笔已数年”，不再犯此“过失”了。”志”含义很丰富，但不可否认大都具有庄严感）再则儒家文化的“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和载道救世的使命感早就化成了传统士大夫的血液精神中。《论语》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可以说是对古代士人至高的要求。中唐时韩愈和柳宗元积极地对此做出了响应了：在古文运动中直接提出了：“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而宋词的娱乐性与戏谑性明显违背了这种传统的言志载道文学观，自然被当时人视为“小道”、“末技”。对宋词的这种定位很明显地反映出宋代文人传统的文化心理：自觉地担负起政治历史使命，乐忠于在社会生活领域实现自己的个体价值，个人形象更多的是一个“大写的我”的形象。从这个角度来所，传统的文人心理是一种外向型的心理，心理视角更加外倾，而对个人的隐私领域不太关注。 二，从动态的视角来审视唐宋词的创作流变：词在宋人心中地位的提高与心绪化特性的开掘 词虽为小道，但它在宋代文人心中的地位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在唐宋词雅化词体功能的革新中有所体现。晚唐宋中词的发展基本上可以抽去两条隐约的线索：一是晚唐五代词到欧晏词再到柳永词的一个延续性流变。这是一条词为艳科的发展线索。而在这条线索中，我们也可以明显感觉的词的婉曲抒情功能的提高：先是晚唐五代词的代言，多言男欢女爱，风格香艳软媚；到欧晏词，已经有对个人人生的感叹了，虽说只是闲富的感伤；而到柳词，直写自己羁旅苦闷的个人情怀，比欧晏词的抒情更加真挚感人。而其对慢词长调的开掘，对词层层跌转的“言诗不能言”心绪化表情手法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而另一条线索则是后主词至苏词的“士大夫之词”，这是一条尊词史的发展线索。在这条线索里，词的表现内容得到扩展：可以言“诗之所能言”，词的表情功能也得到发展：词与诗一样,是可以言情也可以言志抒怀的一种文学体式,可以深层次地袒露士人的性情与旨趣。词的品格得到了拔高，词由此开始步入了“大雅之堂”。无论在哪条线索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词的表情功能得到普遍认可和开拓。词不同于传统文体的心绪化特性得到更深的认识，词在词人心中的地位有所提高。 在此我们仔细追忆下唐宋词的发展流程：晚唐五代词人的宴饮生活为词体娱乐特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花间词和南唐词分别从娱人耳目的感官描写和遣兴佐欢的情怀疏解两个方向促进了词体的娱乐化写作。但后主词又是一个特例：词体至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后主的亡国之感一些词作，完全是一种自言体，而不再局限于当时词的代言创作，自然而工，感情深挚而又眼界开阔。可以说，这一转变,是词体内涵的转变,是词体功能的转变,也是一种境界与品味的转变。而这种“士大夫之词” 却并没有顺延着继承下去。北宋初期,社会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词坛也沉寂了半世纪。至仁宗朝,社会复苏,都市繁荣,“新声”盛行,作为倚声而填的小词,随之复兴，但是,李煜后期词作中那种深蕴士大夫情怀的创作却没有随之兴起。宋初的词,以“二晏一欧”及柳永为代表,直承晚唐五代词风,内容不离“艳科”范围。而此时宋代的宴饮生活承袭晚唐五代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杯酒释兵权”的国策导向影响了宋之世宴饮享乐之风的大肆兴盛。寇准喜欢夜宴剧饮。晏殊也是“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沈括《梦溪笔谈》载“：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不仅大臣们如此，市井民众也“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蹇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清明时节，士民郊游野宴“，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吴自牧.梦粱录）”宋代的宴饮活动成为全社会的一种流行时尚，以官僚士大夫为主要群体，普通百姓也乐于其中。宋词的娱乐化写作也随之走向蔚然大观。在宋初，词绝大数是主流文人为筵宴而作，词的娱乐性或多或少遮掩了它的内倾性的特征。宋人此时并没有很明显地意识到词体相对诗文等传统文体的独特优势。在晏殊的雅词《浣溪纱》中的闲富的淡愁已经有了一定的个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