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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企业经济增加值(EVA)应用环境比较 殷明德 《中国机电工业》 201104 中央企业实施EVA考核已历经一年。其间,国务院国资委与部分地方国资委不拘泥于EVA的经典理论和教条,从实际出发,深度探索EVA的中国企业有效应用,并且强调中央企业由于所处行业、经济规模、功能定位的差别，以及集团公司下属成员企业在发展阶段、行业特点等方面的较大差别,要求实施EVA考核采用更符合企业实际、更可行有效的实施办法，进一步增强考核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详见国务院国资委黄淑和副主任2010年12月28日在中央企业负责人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就将EVA考核﹑价值管理纳入了与企业发展战略相适应﹑相协同﹑EVA以战略为导向的现实轨道。与此同时, 部分中央企业也在积极寻求EVA个性化实施路径并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 但是,在这一EVA大面积推行的初期阶段,部分中央企业﹑社会各界还习惯于EVA的经典理论和方法,习惯于从书本教条出发的EVA实施思路,甚至以为EVA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众多国外企业的流行,预示着中国企业实施EVA即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基于这一认识,许多企业受EVA书藉和脱离政策参与﹑缺乏企业EVA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的误导,仍然相信不加区分的价值最大化理念﹑仍然坚持以EVA为核心的企业战略制定和财务战略制定管理思路。在实施层面,则以会计调整驱动业务运作和经营活动而不是相反,将用于资本市场公司估值的资本成本简单套用于年度常规性EVA的衡量,从而将企业的发展战略指向短期价值最大化的危险道路。 观察国资委﹑部分央企的务实态度与停留于书本的专家﹑学者的教条,这种强烈反差存在的关键,在于后者不善于将一个发源于海外的管理模式在应用于中国企业时进行中外应用环境的比较和分析,一味提倡在经典框架下进行中国式EVA的技术性运用;更由于部分中央企业管理人员以为EVA理念与方法的传播无须海外资本运作的直接经验和政府政策亲身参与﹑也无须企业实施的深度体验,以为只要编篡几本书﹑讲授一些课程甚至参与过一两项学术性研究课题﹑搜集过一批数据并进行过若干EVA的测算,就可以指导EVA的实践了。 由于EVA不同于传统的管理模式,其具有潜在﹑强烈的副作用(相当多的著名跨国企业已纷纷放弃其实施即为明证),本文拟通过对中外企业EVA应用环境的深度比较和分析,找出并保留EVA经典理论中合理﹑有用的部分,摒弃那些错误﹑不现实甚至可能损害中国企业发展的部分,使中国企业的EVA考核﹑价值管理走向发展战略所规定的目标,不仅是EVA政策制定者的责任,也是我们企业和EVA专职工作者的共同义务。 一﹑ EVA产生的制度背景与驱动因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在美国发生了两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和一场意义深远的企业变迁,由此产生了在全球影响广泛的股东价值理念和EVA管理模式。 以资本市场风险测度为基础的公司估值理论的确立是企业管理制度基础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理论评估一个公司的价值,是通过对未来各期的预期现金流量贴现进行的[NPV=预期未来各期现金流量/(1+r)n-初始资本支出+初始融入资本]。在EVA的创始者看来,未来各期的预期现金流量恰恰近似于现今EVA会计调整后的结果(税后净营业利润),因为在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预期时,不可避免地要排除非经常性业务损益﹑要将研究支出体现在未来的收益上(即费用资本化之后的分期摊销)﹑要将资产减值准备这些内部的计提还原为现金状态﹑不考虑递延税项,而且在计算资本支出时仅仅考虑需要进行分期摊销的资产(实事上默认了对在建工程的剔除)。更为重要的是,用来对未来预期现金流量进行贴现的贴现率(以上估值公式中的r),恰恰被EVA经典理论类比为EVA所用的全部资本成本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借助于该贴现率或资本成本的媒介,将公司的价值创造与资本市场的价值衡量和价值实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奇怪的是,上述公司估值理论与方法的确立,尽管被解读为EVA理论的基础,却并没有直接引发EVA理论的诞生,而在美国企业界却刮起一场历时近三十年的公司兼并收购运动。这一期间,美国企业全然不顾公司估值理论所提倡的价值创造理念,而是一味进行跑马圈地式的产业集中,其以公司并购为主要方式﹑以低资产质量和低投资回报铺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建立了一个个全球性产业巨头并拥有和控制了大量的战略性资源,从而拥有了话事权﹑定价权和自然或事实上的国际市场垄断权。对这一现象的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是: 公司估值理论所直接服务的公司估值,是建立在公司未来经营成果的长跨度预期基础上的,而在一个由多个年度(一般为10-20年)组成的长时期内,其间部分年度的经营业绩或价值较预期为低,甚或出现负值,只要在整体估值上使得贴现至当前的价值(净现值即N